清華教授：社會撫養(yǎng)費制度是惡政 應像勞教一樣廢止

全國政協(xié)委員、清華大學教授王名（資料圖片）

全國政協(xié)委員、清華大學教授王名已經連續(xù)五年就調整人口政策問題提交提案。從2010年開始，王名就提案建議放開二孩管制，而從2013年開始，他的提案則進一步建議無條件全面放開生育。在王名和其他代表、委員的推動下，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要啟動“單獨二孩”政策，截至目前，全國已有八個省份依法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新政。

昨日，王名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認為，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已經不是“干與不干”的問題，而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他還認為，社會撫養(yǎng)費制度是惡政，廢止應只是時間問題。

對話人：王名

全國政協(xié)委員、清華大學教授

單獨二孩

“申請人數遠低于符合條件的人口基數”

北青報：放開“單獨二孩”后，有人認為對目前的低生育率影響有限，也有人說會顯著提高生育率。您認為這個政策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王名：我們現在還在觀察“單獨二孩”政策可能帶來的生育率擁擠問題，我個人推測，不可能出現很高的峰值。

生育率能提高多少尚需觀察，希望衛(wèi)計委公布相關數據，把符合條件的人口基數有多大以及每個月的“單獨二孩”申請人數公布，這樣就能做出分析。我認為，第一年會是很重要的反彈期，現在來看，這幾個月，申請人數是有限的。盡管說北京有多少人打爆了電話，但很多只是咨詢。我們現在掌握的情況是，很多城市的申請人數，遠遠低于符合條件的人口基數。

還有一個現象是，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而且，我們的一胎化政策不是一個有效執(zhí)行的政策，一胎化真正有效的人群往往是體制核心人群，體制外的邊緣人群，想生的話，早就用各種方法突破了，所以，“單獨二孩”作為一項公共政策的彈性值并不高，不要預期彈性值很高，這個政策實施以后，對核心人群的影響有限。

北青報：那么，我國什么時候可能會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王名：從整體上講，我把“單獨二孩”理解成一個過渡政策，從原來的一胎化政策向二胎化政策過渡的中間政策。大家關心的全面放開生育什么時候開始？現在列不出時間表，重要的是，這個階段是要盡可能地縮短，二胎化政策對我們當前的低生育率和我們未來可能面臨的人口縮減，包括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會有積極的影響，如果過渡期太長，這個影響就不大，我們希望這個影響大一點。

北青報：現在還沒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決策層的擔心主要在哪里？

王名：我覺得決策層沒有擔心，不要把這個理解成決策層的擔心，現在主要問題是，數據還沒有出來。實際上，我們的政策已經轉型了，只是轉型以后我們需要一個觀察期。轉的過程需要多長，這是一個技術問題，不是一個干與不干的問題。如果說有阻力的話，我覺得可能體制上會有一些阻力，因為我們舊體制還在運行，體制上還要有一個轉型的過程。

北青報：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將來全面放開生育已經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了？

王名：我今年的提案是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不是問題，只是什么時候放開，越早放開帶來的負面影響越少，越晚放開帶來的消極影響越大。

社會撫養(yǎng)費

“成立國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獨家庭”

記者：您今年還提出要全面廢止社會撫養(yǎng)費制度，這是基于什么考慮？

王名：我認為社會撫養(yǎng)費是一個惡政，社會撫養(yǎng)費制度從一開始設計就存在問題，盡管我們是通過立法的形式。它是基于“多生孩子給社會增加負擔”來考慮。那你有沒有想過多生了孩子其實也是在給社會做貢獻。

我們現在講人口紅利，紅利在哪兒呢？不就是在人口多生上帶來的紅利嗎。

北青報：如果廢除了社會撫養(yǎng)費，是不是部分地方政府的收入會因此受到影響？

王名：社會撫養(yǎng)費千萬不要理解成是財政收入的來源，準確地說，這部分錢不是用于財政的，而是用于社會的。所以我這次提出，我們一定要關注一胎化帶來的社會問題，最重要的是失獨家庭問題。這個錢首先不能再征收了，如果歷年征收有結余的話，我建議，把結余拿過來，成立一個國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獨家庭，這就正好符合設立社會撫養(yǎng)費的初衷了，這個錢要公開、透明。

失獨家庭是誰帶來的？相當程度上是一胎化帶來的，所以這就需要國家來承擔責任，那么就要拿社會撫養(yǎng)費來作為救助基金，這起碼體現了國家是負責任的。除了成立國家基金給他們必要的救助外，還要動員一些社會組織來關懷、幫助他們。

我的理解，社會撫養(yǎng)費制度要不要廢止已經不是問題了，下一步就是它什么時候廢止的問題了，就像前不久的勞教制度一樣。

北青報：和它相關的，有人認為不敢全面放開計生政策是因為全國有那么多計生干部，他們會不會因此失業(yè)？

王名：不要把放開生育理解成不要計劃生育，不要人口政策。我認為準確的提法應該是——計劃生育的升級版。計劃生育指的是，綜合調節(jié)人口政策。作為一個大國，一定要有一個負責任的人口政策，關注人口政策的三個方面，而不只是生育控制這一個方面。

下一步，我們需要更多計生干部來做更多的工作、來參與人口政策調整，而不是不要計生工作。第一個是怎樣有效控制和穩(wěn)定人口規(guī)模，別看我們現在控制人口規(guī)模，將來我們可能還需要人口激勵呢，我們會有這個階段的。第二個是人口結構，比如年齡結構，現在老齡化很嚴重，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包括男女性別結構也出現失衡問題。第三個就是人口質量問題。

獎勵生育

“十年后我們的人口絕對數量會往下走”

北青報：您建議要取消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

王名：這個主要是針對政府的政績，是指一個地方出現超生以后，其他的工作成績全部抹掉。政績考核不能再拿計劃生育來作為指標了。我們倒是希望，到一個階段會反過來看，哪個地方多生了，哪個地方獎勵。

北青報：這是不是有點太超前了？

王名：你不信的話將來看看，我們現在的總和生育率（指該國家或地區(qū)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按官方口徑是1.1、1.2，在這種情況下人口不萎縮才怪呢！接下來，我們會發(fā)現，社會上沒什么孩子了。在這種情況下，你多生一個孩子不是對社會的貢獻嗎？

北青報：這個過程會需要多長時間？

王名：在伊朗、在新加坡、在韓國、在日本、在俄羅斯，這幾年大家都看到了這種情況，日本的獎勵制度金額還挺高的，俄羅斯也是，“英雄母親”，這沒幾年時間啊。以前在新加坡和我國臺灣地區(qū)，這以前也是嚴格控制人口啊，現在也獎勵生育了。你說我們中國這個路能有多長？就像我們現代化一樣，這么快，我們人口轉型也要跟得上。

我覺得這個時間不會很長，我們人口的峰值大概是在2024年左右，十年后我們人口的絕對數量會往下走。我們到了峰值往下走的時候，就會走得很快，我們現在提出呼吁人口政策調整，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文/本報記者孫昌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