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面雙軌制難題：20世紀的勤勞致富理念或將過時

被壓榨的中產階級成為超級有錢人，世界上最貧困者也能在全球化下獲利；世界，再一次唯資本獨尊。

全球化使得世界變得更加平等，在過去25年里，數(shù)以億計的窮人經濟狀況得到提升。與此同時，難題來了：全球化也使得富裕國家變得愈加不公平——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收入不斷被壓榨。

目前，在工業(yè)化國家，金融危機似乎逆轉趨勢使之朝向更加不平等的方向發(fā)展。但最新數(shù)據(jù)表明，這只是個插曲而已。

2010年左右，隨著政府由刺激經濟增長轉向財政緊縮政策，失業(yè)者不再享有相關保障，最重要的是，中央銀行提高金融資產回報率，無形中幫助了富人，這些危機前兆最終轉為現(xiàn)實。

中央銀行也將一筆前所未有的巨款投到西方經濟體中。倫敦、紐約等城市的高端房產價格飆升，股票市場也蓬勃發(fā)展，造就了一批批巨富。

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中心外，警察正在巡邏。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可能是今年年度會議的主題。

根據(jù)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Emmanuel Saez和巴黎經濟學院的Thomas Piketty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2年，排名前10%的人的收入占美國總收入的一半。這是自1917年有準確數(shù)據(jù)記錄以來的最高值。

Piketty先生表示“我認為這其中還包含著一個政治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發(fā)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可能反對全球化。多數(shù)人獲益但有影響力的小部分人無法獲益的世界秩序，無法長久維持。

一些專家認為在發(fā)達國家，富翁和其他人的區(qū)別就在于是否能夠獲得資本，而今差異變得更加根深蒂固。如果專家的意見是正確的，發(fā)達國家在某些方面將會重返18—19世紀。

那時，真正的財富是通過找到一個富有的配偶或繼承財產得來的。依靠一份回報豐厚的辛苦工作來致富的20世紀理念將要過時。

本周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年會上發(fā)表了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風險報告，同時經過全球專家的調查，確定巨大的收入差距將最有可能成為全球風險，并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得到體現(xiàn)。

“幾乎除了拉美國家，其他國家都不平等”—— Branko Milanovic

在發(fā)達國家，已經能聽到“受壓榨的中產階級”的聲音，其中部分支持反對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反對全球化。

在本周達沃斯論壇中，中產階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和大多數(shù)普通人相比，大部分的中產階級仍享受特權。但是和在他們社會中僅占1%的最富有的人相比，他們卻遜色許多。

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現(xiàn)任教紐約城市大學的布蘭科?米蘭諾維克表示，根據(jù)家庭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1988年到2008年這段時間，美國最窮的50%家庭中實際收入僅增長了23%。

而德國和日本的最貧窮的50%家庭則境況更差，其實際收入下降2%。與此同時，僅占1%的收入最高的美國人收入增加了113%，該數(shù)據(jù)在其他研究中可能會更高。

但是，在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印度和巴西的新興中產階級工作者在過去20年里成為最大受益者。相比而言，最大的輸家則是世界最貧困人群的5%，多在非洲。

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等國際機構認為，在經濟收入和財富分布上的更加不平等會削弱社會凝聚力，擴大內部沖突。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造成日不平等現(xiàn)象加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球化給技術欠佳的勞力帶來了經濟沖擊，因為他們面臨同發(fā)展中國家低廉勞動力的直接競爭。高度熟練的勞動力更易成為技術進步的主要獲益者。金融業(yè)內的頂級銀行家們能夠賺取大量的薪酬，此行業(yè)的崛起也是另一個原因。但是影響最大的原因可能在于獲取資本的途徑變得日趨重要。

皮克提的新作《21世紀的資本》法語版已經出版，英語版今年也將付梓面世。他在書中談到：從歷史的角度看，資本收益已經超過了經濟增長。書中還談到能夠獲得資本的人群與收入依托經濟增長的普通人相比，前者的收入增長更快。因此，隨著時間推移，收入和財富會越來越集中。

然而，如果新興經濟體能夠繼續(xù)強勢增長，這種情況也不太可能出現(xiàn)；隨著新興經濟體緊追發(fā)展中世界的步伐，很有可能它們的經濟增長會超過資本收益。但是最后，隨著它們的發(fā)展走向成熟，經濟增速放緩，也會出現(xiàn)同樣的動態(tài)。資本將成為王道。

對于一些人而言，這將是一個反烏托邦的愿景，它曲解了經濟中的獎勵機制，還使得財富繼承愈發(fā)成為顯示社會地位的重要砝碼。這與精英管理的社會、機會均等的理念都背道而馳，而美國政壇兩黨中的許多人都將這種理念視為社會公平的基石。

皮克提提醒說資本收益并非一無是處。20世紀獲取財富的渠道并不那么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歐洲國家和日本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有力地破壞了大量財富。如今，世界可能在歸于太平，并將徹底擺脫兩次毀滅性沖突造成的惡果。

但是，他也認為，決策者們遲早也得解決財富集中的問題，很可能是通過對最富階層調整稅率的方式解決。這可能會引在政治上引發(fā)分歧，但是為了確保其行之有效，還需要國際的空前合作，從而避免將資本外流至稅收最低的地方。

皮克提表示提倡征收富人稅，并不是為了追求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而是為保障人人有機會致富，使“現(xiàn)代民主體制”正常運轉。

他說：“目前事態(tài)十分脆弱。如果你回顧過去十幾年的走勢，并開始關注未來二三十年的情況，你會不寒而栗。”

在皮克提看來，這便是前世界銀行經濟師米拉諾維奇所稱的“軟肋”，即假設資本收益會在很長一段時間持續(xù)超過經濟增長。但是皮克提認為在歷史上或者經濟理論中并無相關證據(jù)（除了卡爾·馬克思）證明隨著時間推移，資本收益會趨向于零。

從長遠來看，問題在于經濟全球化能否持續(xù)維系，同時大量人群把自己視為永遠的敗將。如果經濟全球化能夠持續(xù)推進，那么在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人民，包括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在內的拓荒經濟體，以及非洲國家都會從中獲益。

如果全球化不持續(xù),國家貿易壁壘將上升成為資本流動和勞動力流動約束。如此，可能對世界上的許多窮人而言就是關閉了自我增值的途徑。

窮人將繼續(xù)努力讓自己成為富人。然而,如果他們在自己國家不能如愿，將可能國外尋找自己追求的財富。正如米拉諾維奇所說“貧窮國家將變得更加富有,或窮人將搬到發(fā)達國家”。

他同時還表示“移民很可能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或者還取決于21世紀人們的觀點。

翻譯：周穎&江虹蕾校對：魯城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