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彥：惡猜公權善待對手給立法企業(yè)家以掌聲

2011年02月11日 09:27
來源：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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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猜公權，善待對手。給予立法企業(yè)家以掌聲，除非有明顯的違法事實，善待公民的一切善念，包括呵護一切凝聚信任、組織自救、革故鼎新的力量

辛卯年年初，伴隨著一場久盼不至的大雪一起來臨的，是關于乞討兒童的一場爭論達到白熱化的頂峰。網民和菜頭以一篇激情四溢的諷刺文章，直刺“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活動的性質，并認為，若按照目前的邏輯發(fā)展下去，社會運動式的侵權行為將最終剝奪乞討兒童的隱私權和生存權，甚至，在愛與正義的名義之下，乞討兒童與父母在一起生活的選擇權也受到侵害。艾未未和更多網民則認為，這一舉動，客觀上消解了政府的責任，而代之以民情的蜂擁，似乎間接地起到了轉移錢云會案的效果，高級五毛的“陰謀論”也隨之盛行。而發(fā)起拍照解救的于建嶸，也似乎在這一事件前后處于一種相當?shù)膲毫χ?，?月10日的凌晨5點多，他還在新浪微博上發(fā)帖，以執(zhí)法者的身份來指稱拍照并未侵犯隱私權。這位在網絡上擁有30多萬粉絲的微博“意見領袖”，似乎也未能服膺這類指責，相反，“為了大愛”，繼續(xù)前行。

未成年人能否有行乞的權利，不是我本文想要討論的重點。但我要首先表明我的態(tài)度，我是支持禁止兒童行乞的。一個國家的未成年人，即便與監(jiān)護人一同行乞，監(jiān)護人也不能擁有未成年人的生命自由權。未成年人也是人，在他或她尚不具備完全的行為能力的時候，政府提供幫助包括教育、生活在內的救濟分所應當。事實上這就是我們納稅養(yǎng)活政府的最重要的理由。一個不能保護自己公民生命權的政府，還叫什么政府呢？至于幫助的方式可以探討，監(jiān)督政府履行職責，但并不因此授予成年人以親情和愛的理由，挾制另一個未成年人行乞的權利。

這種意見，未必人人同意，但關鍵是要在這一問題上形成討論，大家達致共識，從而尋求更好的解決此一問題的辦法。但網上的謾罵既多又大部分不太理性，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陷于立場戰(zhàn)隊、價值與事實糾纏不清者頗多。比如一派觀點就認為，福利院會導致加稅，福利院會賣孩子，等等。首先，政府的稅收已經非常高，完全可以在減稅的條件下達到這一救濟；其次，福利院賣孩子更需要監(jiān)督，這也是這一項活動要深入下去必須揪住不放的領域，與拍照解救有何矛盾呢。

最可怕的是在一個社會完全失去了信任

于建嶸這一立法企業(yè)家的信任危機(如果把這件事可以這么概括其性質的話)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與此前的錢云會案一樣，當?shù)卣c網民展開了一場程序正義的空前博弈，至今猶未有結局。錢云會一案的本質，是公眾對政府已經失去了信任，是一場政府的信任危機總爆發(fā)。于建嶸的隨手拍事件也是如此。不過，這一次懷疑論者將目標對準的是一位公民和一群行動者，而不是公權力。

按照哈耶克的解釋，于建嶸當屬于轉型之際的立法企業(yè)家。這類立法企業(yè)家，要想推動在某一項事情上的變革，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這包括：來自理性心智的對于虛妄權力幻覺的自我克服，來自既有權力當局一方的阻撓或利用，來自競爭對手的競爭和打壓，來自通過各種動員手段動員起來的群眾的激情之制服。在我看來，這四項合力之下，沒有任何一個立法企業(yè)家不會被絞殺。從外面來說，不是死于五毛的離間黑手，就是死于競爭對手精心的誅心，更可怕的，還會遭遇到忽而熱情似海、忽而冷若冰霜的擁躉的攜裹。從自我的心智平衡來說，為自己的正義的幻象所激動，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不過這一項哈耶克和已經說得足夠多，暫且掠過。

我之前讀馬克斯韋伯的《以政治為業(yè)》，有一個問題始終縈繞于心：警醒如韋伯者，為何要把為政治者的希望，寄托在一個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合一的超凡魅力型人物身上？他難道不知道，如果不是如聯(lián)邦黨人一般，秉持著對于自由、憲政和超越個人利益的信念倫理，超凡魅力型領袖與納粹只有一步之遙？現(xiàn)代的政治，本無所用于道德，制度完善的用意，是使“賢者無所用其賢，不肖者亦無所見其不肖”。但是，這是憲政完成后的政治常態(tài)。在轉型尚未完成的時候，參照于建嶸的案例，可以想見，如果不是超凡魅力型領袖，根本不可能完成這來自多方的共同“迫害”。在于建嶸倒下之前，許志永、笑蜀等樂清公民觀察團已經有數(shù)人倒下了；更前一點，崔衛(wèi)平與何清漣之戰(zhàn)，艾未未事件，無不是這樣的一團混戰(zhàn)。這并不單是立法企業(yè)家沒有做好自我的心理平衡的結果，也同時呈現(xiàn)了自由主義內部的分裂，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內部集體失去了信任的危機呈現(xiàn)。

維持一個社會運行的基本秩序，是社會中人們的互信。達到極點者，如埃及，是公眾徹底不再信任威權政府，遂有民變。但民變并非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會內部人人猜忌、相互不信任的一種機制在周期性地運行。文革的混亂，人們大多看到領袖發(fā)動群眾的可怕，卻并不知道，最可怕的不是群眾跟著領袖走，而是發(fā)動群眾斗群眾，是人人都看著對方是個賊——而對方在這種敵意之中，也的確是個賊，不管是被變成了賊，還是本來就是一個賊子。作為一個即便是有極大私人動機的立法企業(yè)家，如此之高的成本之下，焉能有行動者？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困難就會在這里凸顯出來：如果以政治為業(yè)的立法成本這么高，我為何還要去做這一立法企業(yè)家？我韜光養(yǎng)晦地站在背后，潛伏著，十年之后，所有的競爭對手，不管是梟雄還是孬蛋，都已經倒下，老子就該以沒有污點的形象上場了。那么，即便是在付出了深重的代價之后，等待著我們的又將是一些什么樣的游戲呢？這不更像是一場競次的黑手黨游戲嗎？

有秩序轉型需要社會互信和力量制衡

憲政轉型，從政治制度層面，可能會像埃及一樣，一夜之間，大廈傾頹；但社會的轉型卻不能如此。而且，若社會轉型的準備未及，各種政治、文化的悲劇還會再次重演。辛亥革命之所以最后演化成獨夫的勝利，除了外在的因素之外，民眾、中間精英階層和專制者的力量失衡和互不信任占有很大因素。如果不是一個底層的民眾完全失去了對于上層的信任，我們如何解釋蔣介石這樣一個實質上可能會走向憲政過渡的人物被趕出大陸的悲??？蔣公的失敗，敗在民心，即民眾的力量沒有得到馴服。我們看到推著小車的民眾歡呼的時候，不僅應當看到一個超凡魅力型的獨夫的騙術之高明，也應思索這一騙術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固然，民眾平等的激情從來容易被激發(fā)出來，但是任何人的革命都有成本，若不是將底層逼到了在死和活之間的緊張地步的話，誰愿意革命？誰愿意自焚？誰愿意成為滾滾車輪下的錢云會呢？

于建嶸們將來是否會成為具有個人私利的野心家，還是麥迪遜等的聯(lián)邦黨人，需要時間來檢驗。在此之前，他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只要有無數(shù)的于建嶸在這里，彼此就可以展開競爭；但這競爭，應當是惺惺相惜、彼此促進、為了同一目標的競爭，而不是互相懷疑，惡意猜測，自取滅亡的競爭。政治家必須取代政客，公民必須取代暴民，轉型才能有完成的可能。

于建嶸是一個底層出身的人。多年的流民生活使他染上了很多底層的氣息，他也諳熟于如何在政府和公眾之間的鋼絲平衡。依我的愚見，于建嶸這樣的底層代言人正是彌合裂痕的一個工具。這不是正可構成眾議院的一角嗎？將底層的意愿上達，在現(xiàn)有的秩序中進行緩慢的改進，不就是不革命的訴求的一種體現(xiàn)嗎？為什么這樣的人出現(xiàn)了，一些知識分子要跟著喊，這是一場陰謀？你的競爭對手不是敵人，如果眾多知識分子都將身邊潛在的競爭對手或意見領袖在幾種力量的合力下淹死，那么，即便明天你站出來，也會是同一下場：每一個人都是于建嶸，混戰(zhàn)、無序。骯臟的政治亂局就要在龐大的中國展開，誰能有能力想象，那將是一場什么樣的勝景？有多少人頭落地，有多少人間慘劇，遠勝于今日之乞討兒童的，將遍布這一悲涼的華林，以我的愚鈍，我尚未可知。

比懷疑更重要的，是信任。當隨手拍照的一點善念涌起的時候，請給予愛，請給予信任。如果不能愛，請不要隨意懷疑。蕭瀚說，惡猜公權，善待公民。我毋寧要對和懷疑論者們說，惡猜公權，善待對手。非理性的檄文所攜帶的殺伐之氣，不能戰(zhàn)勝你的對手，只會將立法企業(yè)家的成本無限地提高，并塑造與你一樣使用檄文思考方式的敵人。老實說，中國的立法企業(yè)家成本實在是太高了：如果不做一個獨夫，怎么對得起這來自權力的誘惑和擠壓，怎么對得起對手的臟水和惡猜；怎么對得起那些予取予求、朝三暮四的追隨者呢？

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我深深感到韋伯的無奈：誰將是那些不關心現(xiàn)實的操刀和利益的分割，而矚意未來的人？

立法企業(yè)家的政治召喚

隨手拍照行乞兒童，我認為表面上不過就是一點善念的擴散，經由立法企業(yè)家的思考，變成了一個公共行動。公共行動。是立法企業(yè)家通過社會動員來達致、改善、重塑規(guī)則和倫理秩序建構的一部分。不提憲政改革，未必不改革；只提改革，而不從構建性的、創(chuàng)新性的事情做起，則事情就無從做。在毒奶粉、三聚氰胺的道德敗壞和人人互不信任的前提下，通過隨拍和打拐的配合，起到凝聚社會信心和溫暖人心的作用，其實正是這樣一種社會的凝聚力量。

但立法企業(yè)家是人，不是神。凡人的行動，就有人的弱點：比如開始考慮不周密，熱情過高，對改變現(xiàn)狀的結果要求過于迫切，甚至一些法律的細節(jié)尚未及考慮清楚，都是有可能的。相對公允的做法是專業(yè)的批評或理性的建議，比如建立一個警方可查、失子家庭可查的檔案，督促警方更有效的行動，監(jiān)督財政支出中用于兒童福利院的支出，讓公民有渠道監(jiān)督福利院的日常管理等，均可進入這一操作層面的設計。而當政的一方，在高度的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維穩(wěn)體系下，其實內心甚至比民眾更加脆弱：他怎么知道他眼前站著的是不是一個自焚者，還是一個楊佳？在這一互不信任的體系下，尋子行動的互動，其實是增加一點緩沖余地，以利社會還能運行的一部分，否則問題只剩下了一個：今天動手，還是明天動手？

只有一個不愿意動手、在未來達致妥協(xié)的共識，才會促成不流血的轉型。公民社會的基石，正需要一點一滴的社會組織，以書法、攝影、行拍、暴走、微博、學術文章等種種方式，培養(yǎng)和涵養(yǎng)這個社會的基礎。在這中間，很重要的一項，是給予立法企業(yè)家以掌聲，除非有明顯的違法事實，善待公民的一切善念，包括呵護一切凝聚信任、組織自救、革故鼎新的力量。警惕權力的利用、警惕公眾的激情，警惕自我理性的膨脹，與此并不矛盾。

明天，是錢云會的七七祭日。北京下了今年以來的第一場雪。此時此刻，我想對我同時代的朋友們說，韋伯的告誡在今天并沒有過時。韋伯眼中的立法企業(yè)家，是這樣一個人：他不但能夠戰(zhàn)勝自我的狂妄，還要具備嫻熟的政治實務技巧；他既要有穿越人性黑暗的能力，又要對光明懷著永恒的信心；即便是生逢一個亂糟糟的時代，他依然能在唾液紛飛中說，“等著瞧吧！”只有做到了這一步，他才能夠說，他聽到了政治的召喚。

(作者劉彥，中國新聞周刊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