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財經》；作者：張燕冬、袁滿、韓笑
導語：人民幣加入SDR，說明貿易投資對外開放、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和減少外匯管制“三駕馬車”拉著中國經濟在對外開放道路上走了相當長的里程，邁過了很大的臺階，解決了中國經濟發(fā)展中遇到的不少問題。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需要從更高的層面認識開放的意義。即使開放存在各種困難和潛在的危險，依然需要堅持擴大開放的大方向，不斷推動有關政策改革。
《財經》高級觀察員 張燕冬 《財經》記者 袁滿 韓笑 /文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一起，躋身全球最重要儲備貨幣之列，成為僅次于美元和歐元的第三大權重貨幣。2017年9月，在SDR新貨幣籃子生效一周年之際，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出版了專著《人民幣加入SDR之路》，《財經》也為此獨家專訪了這件大事的親歷者和推動者——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供圖/視覺中國）
周小川表示，專著更多的是從技術角度對人民幣加入SDR的這一重要事件進行分析，他本人更愿意從回顧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角度，以宏觀視角系統(tǒng)地對此進行闡述和解析。
事實上，在《財經》專訪中，在不經意間，周小川已把自己的身份作了多重轉換：他是睿智的學者，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歷程從他嘴里緩緩流出，抽絲剝繭、提煉升華為“三駕馬車”；他是儒雅的官員，推進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歷驚濤駭浪，在他口中隱去了其中的刀光劍影，只剩下抓住了“改革時間窗口”的欣慰和興奮；他是求真的實干家，執(zhí)掌中國央行15年；他是堅定的改革派，作為“改革先生”從不吝嗇為中國金融業(yè)的發(fā)展壯大和改革開放持續(xù)吶喊助威。
歷史性進展
人民幣加入SDR是這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也可以說是上了一個大的臺階或走過一個里程碑，它既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下一步改革開放重要的推動力
《財經》：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作為這一事件的親歷者和推動者，如果讓您在整整一年后的今天，再次評論人民幣加入SDR的意義，您會做怎樣的評價？
周小川：我曾在2016年9月30日做了個講座講此事。一年后的今天，我想我的評價應該沒有變化。在人民幣正式加入SDR前，人民銀行國際司就推出了五篇普及型的系列文章，對SDR的概念、加入SDR的基礎和條件、人民幣加入SDR的過程及其意義等，從技術角度做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并在此基礎上，于近期出版了專著《人民幣加入SDR之路》。技術角度的論證顯然很有必要，但我在上述講座上強調的是，還有必要從歷史和宏觀角度，從對外開放進程的視角更系統(tǒng)地觀察此事。
廣義的對外開放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方面，但最基礎的是經濟對外開放。在對外開放進程中，驅動因素有很多，從經濟領域的對外開放來看，我覺得有“三駕馬車”值得關注。哪“三駕馬車”呢？一是經濟對外開放主要體現(xiàn)為貿易投資對外開放；二是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方向是人民幣匯率更多由市場決定，逐步走向合理均衡；三是減少外匯管制，方便對外經濟活動，并逐步實現(xiàn)人民幣可自由使用或者較高可兌換性?？勺杂墒褂煤涂蓛稉Q這兩者大意是一致的，但并不等同。正是這“三駕馬車”拉著我們走了三十多年，今天走到這個里程點。
因此，從這個角度說，人民幣加入SDR是這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也可以說是上了一個大的臺階或走過一個里程碑，它既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下一步改革開放重要的推動力。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中國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會更好地理解人民幣加入SDR的意義，理解在此過程中我們有哪些進步，下一步要到哪里去。
《財經》：這似乎是您首次定義經濟對外開放的“三駕馬車”概念，那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究竟該如何理解？
周小川：“三駕馬車”這個詞很多地方都用，比如歐債危機期間救助希臘時，把IMF、歐委會、歐央行稱為“三駕馬車”。再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市場化、民主化和私有化也被稱作“三駕馬車”。所以，“三駕馬車”這個詞的定義并沒有那么嚴謹，只強調的是三者必須并行，捆在一起往前走，可能稱“三位一體”更確切些。我想，三者中多數(shù)人都對貿易投資的開放有很多體會，所以我先從另“兩駕馬車”說起。
（當?shù)貢r間2016年3月31日，法國巴黎，G20國財長和央行官員們召開國際貨幣體系會議，就如何改善全球金融渠道為下次危機做準備進行討論。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出席會議，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交談。供圖/視覺中國）
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特別是轉軌經濟體，基本上是從封閉型經濟轉向開放型經濟。一般而言，從不開放轉向開放的難處首先是匯率。在不開放的條件下，絕大多數(shù)時候匯率都處于不合理、不均衡的水平。為此，外匯管理部門需要對用匯進行管制，而外匯管制又使對外開放的門打不太開，或是打開一點后又合上一點，甚至重新關上，時間長了就逼你下一步做出鮮明的體制選擇。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外匯管制很嚴重的情況下實現(xiàn)開放型經濟，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在匯率嚴重偏離均衡的情況下實現(xiàn)國內外市場的良好互動。那么匯率水平合理化的具體度量指標是什么？就中國而言，十六屆三中全會對人民幣匯率給出了正式定義，即“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wěn)定”，對匯率既強調合理均衡，也強調穩(wěn)定。2005年，我國又對人民幣匯率機制進行了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些具體提法一直沿用至今。
從減少外匯管制的概念來看，與提高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其實是同一件事情的兩種說法。就像化學上講的PH值，酸性升高就意味堿性走低，堿性升高就說明酸性走低。同樣，減少外匯管制，就意味著貨幣可兌換程度提高；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提高，就意味著減少外匯管制。所以說，外匯管制和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一體兩面，與希望達到的對外開放程度密切相關，也與匯率形成機制密切相關，外匯管制條件下的匯率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場均衡匯率。從金融改革來看，對外開放的過程就是匯率趨向均衡、可兌換程度提高的過程?？傮w上，你想要什么樣的開放程度，匯率機制和外匯體制就相應需要配合到什么程度；反之，選擇了什么樣的匯率機制和外匯體制，也基本決定了什么樣的開放程度。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外匯管制的逐步減少和匯率走向合理化。
同時也要看到，早期的匯率改革和減少外匯管制是不易下決心的，是充滿爭議、擔憂和風險的。之所以能得以啟動，源于貿易投資對外開放的需要。而轉軌經濟對外開放的動力則源自于對集中型計劃經濟的失敗、低效和苦難的認識和反思。隨著經濟對外開放的進展和得益，又不斷對匯率改革和減少外匯管制以致人民幣可兌換性提出更高的要求。逐漸中國成為世界經濟與貿易大國，中國有一段時間的貿易依存度達到了60%-70%，現(xiàn)在依然很高。所以說，人民幣加入SDR，說明貿易投資對外開放、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和減少外匯管制“三駕馬車”拉著中國經濟在對外開放道路上走了相當長的里程，邁過了很大的臺階，解決了中國經濟發(fā)展中遇到的不少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三者的進度可能有快有慢，但基本是一起往前走的。三者既相互配合和促進，也相互影響和牽制。
“三駕馬車”推動中國對外開放
農業(yè)、工業(yè)和對外開放這“三駕馬車”之間互為條件、缺一不可的關系十分清晰。正是三者相互促進、相互配合，不斷推動對外開放邁上新的發(fā)展階段
《財經》：如果站在連續(xù)的歷史角度看，“三駕馬車”在推動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中究竟具體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
周小川：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開放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也有自己的“三駕馬車”：一是在農業(yè)和農村，主要是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二是工業(yè)（首先是輕紡工業(yè)）和城市經濟的改革，從輕紡工業(yè)、五小工業(yè)起步，展開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物質刺激等政策討論；三是經濟的對外開放。其中分為貿易投資的政策改革、匯率機制和外匯管制的改革，隨后，對外開放又逐步超出經濟范疇，也就是前面說的廣義的對外開放。“三駕馬車”是其中經濟對外開放的主要動力。1979年后，圍繞這三匹“大馬”，我國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三駕馬車”改革進程表后附）。分階段來看：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和上世紀80年代，總的方向和行動是擴大對外貿易、不斷改善和加大吸引外資的力度，出臺了多項政策和法規(guī)；貿易從壟斷經營逐步走向貿易自由化，官方表述是簡政放權、下放外貿經營權和工貿結合。在80年代期間，人民幣對美元的官方匯率先后調整五次，從1981年初的1.53逐步調到1989年末的4.7；允許外匯留成調劑市場的非官方匯率并存。同時，外匯管制逐步有所放寬，成立外匯管理總局專門管理，允許出口企業(yè)享有外匯留成，發(fā)行外匯兌換券并流通，后又在各省成立外匯調劑中心（平行市場），并通過不斷調高外匯留成比例逐漸放寬企業(yè)和地區(qū)自主創(chuàng)匯、用匯，到80年代末，經濟特區(qū)、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外資企業(yè)和機電產品出口均獲得100%的外匯留成。
90年代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開放型經濟，開始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強調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期間，1994年1月1日啟動了匯率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建立了全國統(tǒng)一規(guī)范的外匯市場。外匯管制大幅削減，1996年宣布實行（實現(xiàn)）經常項目可兌換。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愿景也在此期間提出。1999年中美就中國加入WTO達成協(xié)議。
2000年后，中國領導人首次提出支持中國企業(yè)“走出去”。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漸發(fā)展成為貿易和FDI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國，實行“高水平、深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wěn)定”，“逐步實現(xiàn)資本項目可兌換”，明確了我國匯率改革的方向。2005年，啟動新一輪匯率改革，其后外匯儲備大幅增長。2008年，修訂《外匯管理條例》，結束了外匯管理“寬進嚴出”、貿易“獎出限入”的局面，出口企業(yè)實行意愿結匯，個人也可從事進出口貿易并給予外匯收支便利，人民幣在旅游、融資、貿易與投資結算上的可用性不斷擴大。
（2001年8月，記者訪問時任證監(jiān)會主席周小川。圖/本刊資料庫）
近年來，我國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大力支持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反對保護主義，繼續(xù)擴大服務業(yè)對外開放，提出并推進“一帶一路”，支持多邊主義。期間，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qū)間，改進人民幣中間價形成機制，多國貨幣與人民幣直接掛牌交易決定匯率。人民幣在跨境貿易與投資中的使用不斷擴展，本幣的雙邊貨幣合作日益深化，資本項目可兌換持續(xù)推進。2014年，李克強總理正式提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2016年，人民幣順利加入SDR貨幣籃子。
以上歷史進程可以看出，“三駕馬車”并駕齊驅是很明顯的。如果從邏輯來看，“三駕馬車”之間互為條件、缺一不可的關系更是十分清晰。正是三者相互促進、相互配合，不斷推動對外開放邁上新的發(fā)展階段。順便說一句，過去很多人未把三者聯(lián)系起來，我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國過去在重大文件結構上總是把它們分開寫，貿易與投資放在商務部分；匯率放在宏觀調控或金融部分；外匯管制在官方文件中出現(xiàn)則會有些尷尬，能不寫就不寫。不過，近年來這種狀況已有所改變。
難得的時間窗口
對外開放、匯率制度改革、減少外匯管制要整體推進，不管各自速度如何，整個大方向是要往前的。這就需要注意時間窗口，有些改革遇到了合適的時間窗口就可以加速推進，有些改革沒有時間窗口就可能稍微緩一些
《財經》：人民幣加入SDR，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必然需要跟著上臺階，但有人認為要慎重，條件不夠不能勉強推動。對此您怎么看？
周小川：人民幣匯率問題歷來眾口難調。站在不同角度意見就會各異，有爭論，有負面評論也有反對意見。你說的是典型的“條件論”觀點。“條件論”強調的是，要完成某項改革必須滿足一定條件，條件不夠的情況下勉強推動改革，會出問題。人民幣加入SDR，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需要改革、外匯管制要逐步減少、人民幣自由使用程度要不斷提高。但是不是都要等到各種條件都滿足了才推進改革呢？那倒不是，1993年設計外匯體制改革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當時也有各種意見，反對意見主要就來自“條件論”。他們認為，外匯改革是一件好事，但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出口足夠強大、外匯儲備足夠多、宏觀調控有完善的體系和足夠的經驗。理論上講，這些條件都有道理。但有人反駁說，如果這三方面的條件狀況已經足夠好，可能就沒有改革的動力了；如果這三個條件都達到的話，還需要改革匯率嗎？事實上，如果不搞市場經濟、不擴大對外開放、不進行外匯體制改革的話，出口乏力和外匯短缺的現(xiàn)象就不可能糾正，宏觀調控就陷于管制和外匯分配，也難以積累新型的宏觀調控經驗，這些條件又怎么達到呢？
從國內外經驗看，往往都是最困難的狀況倒逼改革出臺。中國的改革開放發(fā)生在70年代末期，文革把中國經濟弄到了瀕臨崩潰的地步，逼出反思和改革開放。1993年決定匯改之前，各省有外匯交易中心，海南的人民幣對美元一度貶到11，外匯儲備只有一百多億美元，下決心實行匯率并軌后，改革的信號釋放了，匯率反而有所升值，外匯儲備也在增加。
中國加入WTO也是一例，當時爭論也很多，甚至被認為挑戰(zhàn)大過機遇，條件尚不具備，但當時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力排眾議、果斷拍板，實踐證明加入WTO釋放了非常大的開放紅利，也促進了多項改革。國際上，上世紀90年代初期，波蘭的經濟和國際收支難以為繼，茲羅提不斷貶值，通脹率達700%，外匯大量流出，迫使波蘭決定改革匯率、允許自由兌換、放松外匯管制。政策一出，波蘭人反而不著急兌換外匯了，外匯流出好轉，隨后通脹也逐步下降。近年來類似的例子還有阿根廷等。按中國的話來說則是：改革不能等、靠、要。
《財經》：還有人認為，人民幣匯率各項改革之間應該有固定順序，順序錯了也會出問題，改革應當按最佳順序推進。您對此又怎么看？
周小川：這是“順序論”的觀點。從研究的角度看，如果能把各項改革設計一個合理的順序當然更理想，但在推動改革和制定政策時，面臨的情況復雜多變，各決策者的考量也不完全相同。從國際上的改革經驗看，也很難說按哪一個順序改革就是最優(yōu)的。經濟學家往往可以從經濟邏輯出發(fā)，找出政策變革的最優(yōu)順序；而實踐中，改革是大政治，政治家往往要從政治邏輯考慮最優(yōu)排序，問題往往過于復雜、多元，最終得不出最優(yōu)解。
我剛才用“三駕馬車”來比喻對外開放的動力，駕車前行時，駕車人并不是清楚計算每一駕馬車的各自速度應該是多少，功率多大，而是邊走邊看，哪一根繩子松一點沒有使勁，趕車人就應該趕它一下，否則就可能跑偏或出問題。彎道時，則要拉相應一側的韁繩。不管如何，掌握大方向是關鍵。就像力學中講的合力，取決于各分力的數(shù)量和方向，調節(jié)得好，這個合力就很接近標量分力之和，不會相互之間掣肘。至于誰快一些誰慢一些，還要看攀比和倒逼的效果，跑得慢的如果被倒逼而加速，就出現(xiàn)良性互動，這是一個動態(tài)平衡的過程，不是簡單靠順序就能解決。
另外，如果幾個部門對順序和條件各有不同的主見，其結果很可能是相互的“等、靠、要”，形成推諉甚至死鎖。
（價格改革，貫穿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歷史，在周小川看來，中國的改革是系統(tǒng)性體制轉軌，改革對整體配套關系的要求比較高，因此在推進利率、匯率改革時，需要作通盤考慮。圖/本刊資料庫）
《財經》：既然條件論和順序論都有不足，那人民幣加入SDR在推進匯率改革等方面究竟給我們帶來了哪些啟示？
周小川：總的來說，研究對外開放、匯率制度改革、減少外匯管制方面的問題，既要有技術層面的分析，如條件和順序，但同時又不要只注重技術層面。改革需要頂層設計，需要從更高的層面認識開放的意義。即使開放存在各種困難和潛在的危險，依然需要堅持擴大開放的大方向，不斷推動有關政策改革。如果站在這個角度來分析，就會對人民幣加入SDR的意義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具體而言，對外開放、匯率制度改革、減少外匯管制要整體推進，不管各自速度如何，整個大方向是要往前的。這就需要注意時間窗口，有些改革遇到了合適的時間窗口就可以加速推進，有些改革沒有時間窗口就可能稍微緩一些。全球金融危機成為人民幣加入SDR的一個重要機遇。
本來人民幣還沒有完全做好國際化貨幣的準備，但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周邊國家和地區(qū)出現(xiàn)流動性緊縮，紛紛要求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和投資結算，人民幣加入SDR就是從這里起步并加快推進的，應該說我們及時抓住了機遇。對改革來說，時間窗口很重要，有關配套措施有可能因倒逼而跟上。因此，有合適的時間窗口的時候就一定要抓住，錯過了時機，未來成本可能會更高，困難也會更多。
動態(tài)演進的改革開放
隨著一些慣性舊思維問題逐步解決，加上積極汲取其它行業(yè)、領域的成功經驗，人們越來越明白，對外開放需要繼續(xù)向前推進，金融機構市場準入和金融市場開放的步伐可以邁得更大些
《財經》：正如您所指出的，是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推動和實現(xiàn)了人民幣加入SDR。那么反過來，人民幣加入SDR是否又會在更高層次上進一步推動中國的對外開放呢？
周小川：答案是肯定的。人民幣加入SDR必將給我國的對外開放帶來“棘輪效應” （Ratcheting Effects）。這就好比排球網拉繩上的棘輪，拉緊球網時就需要通過棘輪卡住拉繩，定位后就不能往回走，不可逆。英文有個說法叫past a point of no return。當然，經濟社會的“棘輪”往往不是絕對化的，意思是逆向而動不是絕對不會發(fā)生，但會是很難的。
在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如吸引外資、貿易放開經營、匯率改革、加入WTO、修改外匯條例、人民幣跨境使用等，中間也出現(xiàn)過少量反復，或是走走停停，不過一旦上了那個臺階，就難以往回退了。就像人民幣加入SDR后，國際組織和金融市場都越來越多地用人民幣了；國際上投資者已在用人民幣投資國內金融市場；法規(guī)和條例也修訂了；貿易商和投資商都在用新規(guī)則；如想倒退回去，難度很大，成本很高。這時候不僅要考慮國內因素，還要考量國際反應，你要大幅度往后退，退不回去了。經濟體制改革是個進程，進程之中有不少中途狀態(tài)是不穩(wěn)定的，使你感到要么是不進則退，要么是不退則進。
《財經》：一般認為，蒙代爾-克魯格曼的“不可能三角”（Trilemma）會制約改革開放的政策選擇。作為央行行長，您是如何在這三難或者兩難間做出選擇的？
周小川：人們所說的Trilemma和Dilemma，我理解是指系統(tǒng)穩(wěn)態(tài)（穩(wěn)定的靜態(tài)）時，只能是三選二或二選一，不可能全都要。蒙代爾-克魯格曼的“Trilemma”基本含義是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xiàn)資本流動自由、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穩(wěn)定。不少人把它譯為“不可能三角”，即三角形的三個角點不能同時成為選項，只能三選二。從理論和邏輯上講，蒙代爾和克魯格曼是對的。
它還有一個意義是告訴我們，政策設計不會讓你好處全得，缺點全免；政策選擇有時不能像“抓中藥”，每樣來一點兒，有些選項是相互矛盾、相互掣肘的。為此，經濟學家有時說，這不在你的“菜單”上。而如果從動態(tài)演變的過程操作來看，卻可在三角形中尋找非穩(wěn)態(tài)的立足點、以便向前運動的空間。
蒙代爾-克魯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論發(fā)端于上世紀60-70年代，當時各國的開放程度跟現(xiàn)在經濟全球化格局不可同日而語。隨著開放程度擴大，三角形的三個角點的政策定義及其功效模糊化了，由“一點”變?yōu)?ldquo;一片”了。就拿匯率這個大家認為最不容易模糊“角點”來說，一國是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并不像原先那樣固定且可選了。
像歐元區(qū)，成員國已沒有自己的匯率政策。即便不是歐元區(qū)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性和實際效能也往往受限。所以法國經濟學家Helene Rey說，匯率其實并沒有太多選擇自由，也就由Trilemma變成Dilemma。IMF前幾年也有研究發(fā)現(xiàn)，當前央行事實上只能在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之間選擇。相對而言，中國的匯率“角點”稍微清晰些，選擇性顯著些，但也受國際制約。比如匯率問題一直是中美兩國間對話的主要議題之一，因而也并非能夠那么干脆地自由選擇。
與匯率相比，外匯管制這一“角點”就顯得更模糊了。一方面，當前條件下，不存在絕對的資本項目不可兌換；另一方面，資本項目即使不可兌換，也難以管住資本的流動。從國際經驗看，在經常項目可兌換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管制很難充分有效。
曾有通過嚴管經常項目來加強外匯管制的例子：前南斯拉夫較早就擴大與西歐貿易，其總統(tǒng)經濟顧問亞歷山大·拜特曾告訴我，他們設計了一套報價機制來核查貿易的真實性，當進口商每進行一單進口貿易時，外匯部門就按照同一進口商品也去詢價，看達成交易的報價的真實性，防止進口商把外匯挪出去。這種做法只有在貿易量比較小的時候才有可操作性，對于中國現(xiàn)在的貿易量而言，外匯管理部門的工作量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我們的外匯局曾把區(qū)分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的方法做到了極致。
還有一個角點就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我理解這不是指央行對政府的獨立，而是說貨幣政策的獨立有效性。在當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貨幣政策無論如何都不是“要么有效、要么無效”那么簡單的角點，也模糊成了一個范圍，一國貨幣政策往往很難單獨有效。
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美國一搞量化寬松政策（QE），全球的貨幣政策都受傳染。另外還有就是通脹。過去認為各國物價都各國自己政策選擇的結果，相互之間獨立。隨著全球貿易發(fā)展和大宗商品交易等，通脹也可以相互影響和傳染。亞洲金融風波之后，先是有人2000年說中國輸出通縮，隨后2006年又說中國輸出通脹，所以通脹也變得不那么獨立了。不過，這不是通過資本流動產生的影響，而主要通過進出口貿易發(fā)生作用。在通脹受影響的情況下，主要針對通脹的貨幣政策也變得無法獨立有效。
（2006年9月，央行行長周小川接受《財經》專訪。圖/本刊資料庫）
因此，在三個“角點”日漸變得模糊的情況下，“不可能三角”在邏輯推理和實際操作效果上就不那么嚴格成立了。而作為動態(tài)演變的轉軌經濟，作為央行，可以在“不可能三角”中找到一些動態(tài)變化的立足點，保持三者的同方向運動。事實上，近年來，我們一直追求這樣的方向把握和動態(tài)立足，現(xiàn)在看來效果也還不錯。
《財經》：近來有不少關于金融機構在市場準入和參與國內金融市場方面擴大開放的討論，您的“三駕馬車”說似未覆蓋這個方面，那這二者是否存在聯(lián)系？
周小川：我認為這是一個綜合的問題，市場準入和市場開放與“三駕馬車”中的每一“駕”都相關聯(lián)，并非是“三駕馬車”所引領的經濟對外開放之外的一個特殊問題。
首先，從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的角度來看，金融服務業(yè)像工業(yè)、農業(yè)及其它服務業(yè)一樣，也面臨著放寬市場準入和參與競爭等問題，由此引發(fā)的擔憂也類似。
按產業(yè)政策中保護幼年行業(yè)的說法，人們常常會地覺得自己行業(yè)競爭力還不夠，希望再多保護一段時間，等它成長好了，競爭力強了再對外開放。當然，這當中也隱含著擔憂：如果外資進來多了，占據市場份額大了，會不會引發(fā)經濟及市場上的安全問題。這其實是所有工業(yè)部門在對外開放過程中都經歷過的問題。但你想一想，如果希望對外開放，肯定是因為相信對外開放會最終有利于中國經濟的成長和強大。開放是資源配置優(yōu)化的進程，就是通過市場和競爭機制帶來優(yōu)化配置，從而走上繁榮。
金融服務業(yè)也不會例外，只不過更敏感一些，對安全的考慮也更多一些，所以掌握起來更復雜一些。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將金融業(yè)描述為國民經濟命脈行業(yè)，但這只是各行業(yè)之間相對而言，三大產業(yè)內都存在一些敏感、重要的行業(yè)，工業(yè)中有，服務業(yè)中也不少。這不是二進制中0和1的關系，大家對各個行業(yè)或多或少都會有類似的考慮和擔憂。我認為，問題的關鍵點在于這個行業(yè)是否屬于競爭性行業(yè)，還是歸于天然壟斷行業(yè)。中國從參與關貿總協(xié)定談判，簽署了《服務貿易總協(xié)定（GATS）》，到后來加入WTO，都是把金融服務業(yè)，包括商業(yè)銀行、證券和保險業(yè)務，視作競爭性服務業(yè)。因此，從這一點來看，金融業(yè)同樣面臨需要放寬市場準入和相互參與，以競爭促進優(yōu)化和繁榮的問題。
2003年9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中）與美聯(lián)儲主席格林斯潘（左）和國際清算銀行總經理馬爾科姆·奈特（右）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策機構國際貨幣和金融委員會會議開始前交談。供圖/新華社
第二，人們對金融開放所可能引發(fā)的對匯率及匯率形成機制產生沖擊的問題更為關注，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隨著金融業(yè)開放，外資金融機構準入放寬，境內外市場實現(xiàn)聯(lián)通，將帶動大量資金量進出，從而影響宏觀調控，特別是影響匯率和資本流動。事實上，在整個“三駕馬車”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們對匯率和資本流動的擔憂始終存在，這與金融業(yè)開放引發(fā)的擔憂實質是一樣的，只不過后者的影響及引發(fā)的擔憂相對更大一些。
第三，金融業(yè)開放與外匯管制顯然有很大關系。過去，在外匯管制較多時，外資金融機構的業(yè)務范圍、參與產品和服務客戶等都有比較嚴格地區(qū)分和規(guī)定：早期外資金融機構只能做外匯業(yè)務而不能從事人民幣業(yè)務，只限于海外承銷而不能做A股的投行業(yè)務，僅限于服務三資企業(yè)或非居民等等。如此以來，雖然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外開放可能帶來的沖擊，保護了匯率和宏觀調控，但在外匯管制情況下，開放程度必然不會很高。
隨著一些慣性舊思維問題逐步解決，加上積極汲取其它行業(yè)、領域的成功經驗，人們越來越明白，對外開放需要繼續(xù)向前推進，金融機構市場準入和金融市場開放的步伐可以邁得更大些。其實，外資金融機構目前在中國所占市場份額很小，而通過推出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互聯(lián)互通試點，人們也在不斷學習和進步，也發(fā)現(xiàn)其實風險并沒有原先想象地那么大。
（國內的互聯(lián)網金融熱始自2012 年，隨后的2013 年被稱為“互聯(lián)網金融元年”。以“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lián)網金融產品，在引來公眾追捧的同時，也引發(fā)了監(jiān)管層的注意。圖/本刊資料庫）
當然，我們對金融安全問題不可能忽視。值得重點關注的是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如果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yè)銀行，背負了計劃經濟和轉軌初期的沉重歷史包袱的話，就很可能輕易被外資機構所擊垮，這也是我們在一些中東歐國家所看到的實況。因此，必須要從宏觀上抓住改革窗口，果斷地面向市場化進行轉軌，解決歷史包袱問題。在歷史包袱得到解決的情況下，應該說，對外開放引發(fā)的擔憂就不會那么大，人們看到和得到的積極正面的東西也會更多。
總之，市場經濟有其基本規(guī)律，金融業(yè)屬于競爭性服務業(yè)，競爭會帶來優(yōu)化和繁榮，這些規(guī)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始終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雖然亞洲金融風波和本次全球金融危機觸發(fā)了不少新的爭論，令人們更為憂慮、擔心和謹慎，但經濟界終會從表及里、去偽求真，找到真正有用的藥方。“三駕馬車”已將中國經濟驅行并取得長足進步，已到了金融服務業(yè)更高層次的市場準入并在國際國內金融市場更廣參與的階段。
中國“三駕馬車”改革進程
一、重大提法和措施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
1979年，批準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出口特區(qū)，后改稱為經濟特區(qū)。
1980年，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WB）先后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
1982年9月，十二大提出，實行對外開放是我國堅定不移的戰(zhàn)略方針，大力擴展外貿，盡可能多利用外資。
1984年，在14個沿海開放城市建立首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
1984年，國務院確定外貿體制改革原則為：政企分開、外貿經營實行代理制、工貿結合、技貿結合、進出結合。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努力辦好經濟特區(qū)，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
1987年10月，十三大提出，“必須按照有利于保進外貿企業(yè)自負盈虧、放開經營、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堅決地、有步驟地改革外貿體制”。
1992年10月，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格局”，發(fā)展外向型經濟。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發(fā)展開放型經濟，實行全方位開放。
1994年，簽署《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果最后文件》，其中包含《服務貿易總協(xié)定（GAT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xié)定（TRIPS）》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xié)議（TRIMs）》等。
1996年，接受IMF第八條款，實現(xiàn)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
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對外開放是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
2000年10月，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走出去”戰(zhàn)略。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wěn)定”，“逐步實現(xiàn)資本項目可兌換”。
2009年，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啟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2013年，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正式成立。
2013年，中國領導人提出“一帶一路”戰(zhàn)略構想。
2014年，中國政府正式提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2016年10月1日，納入人民幣的特別提款權（SDR）新貨幣籃子正式生效。
2017年5月，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從80年代開始活躍在經濟改革領域的中青年經濟學家們，左起：郭樹清，吳曉靈，吳敬璉，樓繼偉，李劍閣，周小川）
二、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
1979年之前，我國建立的是由外貿部統(tǒng)一領導、統(tǒng)一管理、外貿各專業(yè)公司統(tǒng)一經營，實行指令性計劃和統(tǒng)負盈虧的高度集中的外貿體制。
1979年，頒布《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è)法》。
1979年-1987年，推行貿易改革，打破原有的外貿壟斷格局：下放外貿經營權，開展工貿結合試點。
1983年，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利用外資工作會議。
1986年，頒布《外資企業(yè)法》。
1986年，我國正式申請恢復關貿總協(xié)定（GATT）締約國地位。
1986年-1993年，我國以觀察員身份參與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
1988年，頒布《中外合作經營企業(yè)法》。
1988年-1990年，開始加快和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在全國外貿行業(yè)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和在輕工、工藝、服裝三個行業(yè)實行外貿自負盈虧的改革試點。
1989年，中美兩國展開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首輪談判。
1991年，頒布《外商投資企業(yè)和外國企業(yè)所得稅法》。
1991年-1993年，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對外貿易體制，開始“第二輪承包”，核心是取消出口貿易的財政補貼，建立自負盈虧機制。
1992年以后，著力提高利用外資質量，逐步轉為外商直接投資為主，對外商投資企業(yè)實行國民待遇，并有步驟、有選擇地推動“走出去”。
1994年，頒布《對外貿易法》，放開外貿經營權。
1994年-2001年，逐漸推進與國際市場接軌為導向的外貿體制改革。
1999年中美就中國加入WTO達成雙邊協(xié)議。
2001年以后，推進以WTO規(guī)則為基礎的外貿體制全面改革。
2003年，與港澳簽署《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
2004年，修訂《對外貿易法》，外貿經營權全部放開，個人可從事外貿經營。
2004年，簽署中國-東盟自貿協(xié)定。
2008年，簽署中國-新西蘭自貿協(xié)定。
2013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
2013年，簽署中國-瑞士自貿協(xié)定。
2014年，成為全球最大外國直接投資（FDI）目的國。
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ODI）突破1000億美元。
2015年，批準設立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qū)。
2016年，ODI首次超過FDI。
截至2016年底，建成境外經貿合作區(qū)77個。
截至2017年6月，已簽署15個自貿協(xié)定。
三、匯率改革
1980年，實施首輪匯率改革，實行貿易和官方（非貿易）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
1985年，將貿易和官方（非貿易）匯率合并為單一匯率，匯價定為1美元對2.8元人民幣。
對匯率進行多次調整：1985年調到3.2元人民幣，1986年調到3.7元人民幣，1989年調到4.7元人民幣，1990年調到5.2元人民幣，1993年4月和11月分別調到5.7和5.8元人民幣。
1994年，實施外匯體制改革，取消外匯留成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實現(xiàn)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并軌，匯率調整為1美元對8.7元人民幣；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浮動幅度為0.3%；建立統(tǒng)一規(guī)范的外匯交易市場。
1996年，外商投資企業(yè)全面納入全國統(tǒng)一的銀行結售匯體系，實現(xiàn)匯率改革全覆蓋。
1996年，接受IMF第八條款，實現(xiàn)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wěn)定”。
2005年7月21日，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2006年，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引入做市商制度，在即期外匯市場上引入詢價交易方式。
2007年，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擴至0.5%。
2010年，重啟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2010年，馬來西亞林吉特成為首個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直接掛牌交易的非美元貨幣。
2012年，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擴至1%。
2014年，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擴至2%
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開始參考上日收盤匯率。
2015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fā)布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shù)。
2017年5月，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形成機制調整為“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調節(jié)因子”。
四、削減外匯管制
1979年，成立外匯管理總局。
1979年，開始實行外匯留成制度（貿易和非貿易外匯留成）。
1980年，發(fā)行流通外匯兌換券。
1980年，建立流通外匯留成的外匯調劑市場。
1985年，各地先后成立外匯調劑中心，外匯調劑市場價格逐漸成為“市場匯率”。
1988年，機電產品、電子、汽車企業(yè)集團試行按全額留成。
1991年，正式改為按大類商品確定外匯留成比例。
1994年，成立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
1997年，正式形成外匯儲備三級授權報告與管理體制。
2001年開始，先后與泰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xié)議。
2002年，推出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
2004年，同意為在香港地區(qū)辦理存款、兌換、匯款和人民幣銀行卡4類個人人民幣業(yè)務的香港銀行提供清算安排。
2005年，允許國際開發(fā)機構在境內發(fā)行人民幣債券，即熊貓債。
2006年，推出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
2007年，首次在香港人民幣市場發(fā)行以人民幣定價和結算的債券，即“點心債”。
2008年，修訂《外匯管理條例》，取消強制結售匯制度，改為意愿結匯。
2009年開始，與香港等國家（地區(qū)）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xié)議。
2009年，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內四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
2011年1月，允許獲批境內企業(yè)采用人民幣進行境外直接投資。
2011年，推出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制度。
2014年，推出“滬港通”。
2016年10月1日，納入人民幣的SDR新貨幣籃子正式生效
2016年，推出“深港通”。
2017年，推出“債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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