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從中國百年看制度絞殺民企的四種死法

2012年04月27日 14:30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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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通控股董事長 馮侖

鳳凰財經訊 近日，鳳凰財經《總裁在線》獨家對話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他認為民營企業(yè)的處境很像《金陵十三釵》里面的玉墨，不斷在道德上被人批評，在社會過程中扮演很負面的角色，雖然也給大家?guī)韺嶋H的滿足、快樂，但永遠得不到正面的評價。

以下為文字實錄：

鳳凰財經：我們知道《野蠻生長》的時候，在里面有比較重的篇幅，講正常的關系，五年過后，您對這個正常的關系有什么新的觀察和思考？

馮侖：我們原來在《野蠻生長》，正常關系無非三個方面，企業(yè)和政策、法制規(guī)范的關系和外部體制的關系，企業(yè)家和政治家的關系，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關系，這個道理上沒有什么補充。

但是我每年元月份，1號都會寫一篇文章，來作為我一年的思考，今年的這篇文章標題叫做“玉墨的光輝”，因為《金陵十三釵》的主角叫玉墨，為什么叫玉墨的光輝呢？她特別像民營企業(yè)的處境，不斷在道德上被人批評，在社會過程中扮演很負面的角色，雖然也給大家?guī)韺嶋H的滿足、快樂，但永遠得不到正面的評價。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在關鍵的時候，他還可以用生命保護最純潔的希望，就是說貢獻了70%的就業(yè)，60%的GDP，50%多的稅收，但是占用了公共資源，就是它這個角色和主流價值觀的評價，民營企業(yè)還是保護改革的希望。

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個有趣的邏輯，就是在過去一百年里，民營企業(yè)怎樣穿越死亡的邏輯，就是民營企業(yè)都是怎么死的？那么當然市場競爭會讓它死，但是我覺得這個在中國民營企業(yè)里，令人扼腕，捶胸頓足的是什么？是制度給絞殺死的。

中國過去一百年，從辛亥革命開始，我們社會制度變了至少四次，每一次制度轉型，都對私人經濟，民營企業(yè)重新定位，甚至完全剝奪，這樣就絞殺了。所以民營企業(yè)都活不過二十年，不到二十年社會制度要變一次，變一次就要折騰一次，中間還有戰(zhàn)亂，加起來，所以民營企業(yè)更多是被制度的摩擦和轉型，以及戰(zhàn)亂絞死的。

鳳凰財經：您能不能給我們講一下，有幾種關系？

馮侖：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yè)所謂穿越死亡的邏輯，就是要穿越制度摩擦，穿越社會變革，穿越戰(zhàn)亂然后能活下來。你要有這本事，那這民營企業(yè)就牛了。所以我現(xiàn)在觀察，我看到了民營企業(yè)所能采取的，你的定位和角色無非就是四個定位，四種角色和四種結局。

鳳凰財經：哪四種？

馮侖：第一種就是張謇式的，類似于今天講的92派，他體制內下海，是懷揣理想，那是典型的家國情懷。他明顯不是想個人發(fā)財，股份非常少，自己家里也很節(jié)減。然后做大量的公益，辦教育，當時新式的一種公司，發(fā)展的很好。

但是呢，他又有這種家國情懷，驅使他不斷的參與社會變革。當時最主要的社會變革是立憲運動最后辛亥革命以后，他又做了孫中山的實業(yè)部長，又做了袁世凱的實業(yè)部長。這種就是所謂經典的士大夫經商，可以跟今天92派來類比，就叫“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第二種榮毅仁的故事，榮毅仁是富二代，49年的時候，大陸政權由共產黨革命成功來執(zhí)政，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點名，說要公私合營，他自己說我的血液要跟共產黨血脈相通，然后他在很多場合高調表態(tài)，就是我失去的只是剝削所得，得到的是勞動人民的身份，最后要買愛國公債，積極的和政權、政府、政黨高度的融合，這是一種。

然后改革開放以后，他又秘密參加共產黨，我也弄不清，執(zhí)政黨這么強大了，秘密參加共產黨。然后到去世的時候，覆蓋黨旗，同一天他兒子榮智健在香港，被福布斯雜志評為當年的首富，這是一種民營企業(yè)的選擇。

第三種就是大多數(shù)的民營企業(yè)，49年以后，沒穿越過來，到56年穿越不動，因為什么呢？52年無法從道德上和意識形態(tài)上。三反是反政府里面的，五反是反資本家，反民營經濟，反民族資本，所以五反等于從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上，已經給打入到另外的一層，變成了壞人。

然后統(tǒng)購包銷，把你經營的原料采購和商品銷售的兩個渠道管死，最后發(fā)動工人起來斗爭，實際上是在政治的壓力下搞公私合營。這個時候又實行贖買，贖買的辦法，很簡單，就是用很少的錢， 7億搞定了23億，所以陳云當時就說，這是最劃算的一個事情。

而毛澤東當時說，對待民營資本，毛澤東原來有15到20年的計劃，來慢慢的改造，到后來說要加快，說我們的良心從來是不能說，就是我們的良心就是不好的，就是要搞的。

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當時的民營企業(yè)，也就是后來的一些資本家，他們每一天都還保存僅有的一點幻想，自己前面積累了的家業(yè)和財產，總還能留一點。當比如說公私合營的時候，他還是股東，公司沒錢的時候，他把自己私人家里錢拿來維持企業(yè)，所以當要說給定期的時候，好歹還能有點也就答應了。但是你不答應，前面說的已經統(tǒng)購包銷了，政治上已經被定成一個主流意識形態(tài)完全打擊的一個對象。

所以這種情況下，像鈍刀子割肉，溫水煮青蛙，一步步到那個時候，徹底就消失了，而在這種情況下呢，最可怕的是這種，因為大部分民營企業(yè)，民族資本都很軟弱，都很脆弱都很小，這樣的一點點把空氣抽走了以后，最后表面上是給錢的，實際上也是剝奪的。

我覺得是最可怕的，就是相當于意識形態(tài)批判，經濟上卡死，政治上壓力，簡單的以小錢來贖買，這是最可怕，我現(xiàn)在就說最擔心的，下一步，如果經濟發(fā)展的改革不加快，最后形成重復這段歷史。

第四種，就是抗戰(zhàn)以后，很多民族資本，跑到，因為要躲避內戰(zhàn)，當時國共三大戰(zhàn)役，解放戰(zhàn)爭，跑到香港，也有少數(shù)跑到臺灣、美國的，最多是跑到香港，而這批人后來活下來了，改革開放以后又回來，穿越了制度變革和政治斗爭。

我講的這四個故事，這四種，這就是玉墨的光輝，你這個民營企業(yè)，你最后怎么樣迸發(fā)出你的光輝，在這個時代的可能給你的選擇的機會下，也就這四種選擇了，你找一種學就行了，沒有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