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嚴肅財務紀律是全球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石

2011年11月11日 16:46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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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2011財新峰會11月11-12日在北京舉行，會議主題為“尋找真實的成長”，鳳凰網財經全程進行報道。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在本次峰會上表示財務紀律應該是全球治理結構的一個重要基石，在反思金融危機，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國角色的時候，應該回歸最基本的市場經濟的原則，就是要有嚴格的財務紀律。

以下為錢穎一發(fā)言實錄

錢穎一：全球治理與中國角色是一個非常宏大的題目。我贊同不少人的觀點，當我們探討全球治理與中國角色的時候，我們首先把中國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的什么事情？討論非常多的是關于中國的經濟調整或者發(fā)展模式的轉變。有趣的是不僅中國人談的很多，現(xiàn)在外國人也談的很多。他們談這件事的時候，似乎以為中國的結構調整就是對世界經濟最大的幫助。我在這里不談這個問題，盡管我認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我想談另一個事情，不僅對中國非常重要，也是從這次金融危機中應該吸取的教訓。這件事情就是財務紀律，財務紀律既包括了宏觀的，也包括了微觀。既有財政的，也有貨幣的，還有金融的。

不僅如此，在我看來，財務紀律不僅是我們中國應該做好的事情，也應該是全球治理結構的一個重要基石。如果我們從2008年以來的美國和歐洲的金融危機中發(fā)現(xiàn)有什么共同特點的話，盡管他們的表現(xiàn)形式非常不同，起因也非常不一樣，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在不同層面財務紀律松弛，最終引發(fā)了具有全球性的危機。在美國財務紀律的松馳首先發(fā)生在微觀，發(fā)生在家庭的房屋按揭，次級貸。之后是政府的救助，然后又有政府的赤字、政府債務等問題。在歐洲情況發(fā)生在宏觀，一些國家的政府提出的承諾和支持遠遠超出了自己的財政能力，首先是政府的債務危機又威脅了銀行系統(tǒng)甚至把歐元區(qū)都拖下了水，波及全球。雖然這兩種情況發(fā)生機制非常不同，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它們共同的問題。

下面說一下中國，從目前的情況看上去似乎還是不錯的，但是我覺得潛在的危機仍然非常值得關注。先說財政，十年前，我們國家的預算內財政收入一萬多億，今年會沖向十萬億，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政府會看到這樣快速的財政收入的增長。當然這是名義的絕對值，如果與GDP相比的話，仍然是在過去每一年平均上升1%，十年前大約就是財政收入占GDP大約14%左右，十年后上升到25%左右，但是這里面在我們看到有很好的成績同時我們要想幾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如此高的財政收入增長的情況下，我們仍然是每年有赤字。這說明承諾和支出更多。第二在這么高的財政收入增長的情況下，仍然還有很多地方財政的矛盾，社會的矛盾等等。關鍵的問題是，今后十年還會繼續(xù)嗎，答案是肯定的，不可能再按照每年1%的速度增長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不可能每年再以1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總是有一個極限的。如果繼續(xù)以過去支出的形式做事的話，顯然是會有很大的危機。

第二，事實上M2與GDP之比在2003年達到150%的高峰之后的若干年接下來的五年都有所緩和下降，是一種比較好的情況。但是2008年以后由于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結果導致了較大幅度的反彈。這個趨勢仍然再繼續(xù)。從微觀上看，應該說這里面有喜有憂，在有些方面我們的財務紀律非常嚴謹，比如家庭個人的房屋抵押貸款首付非常高，根據中國人的文化大家喜歡現(xiàn)金付款，越早付清越好，這與西方許多國家非常不同，做過壓力測試，即使房價大幅度下降，這部分貸款對銀行的影響不像西方國家那么大，我們的問題不是出在這些方面，而是出現(xiàn)在其他方面，一些行業(yè)一些貸款類型，特別是牽扯到房地產業(yè)，基礎設施項目，地方融資平臺、民間信貸、體制外循環(huán)等等，確實值得我們擔憂。

前面從宏觀從財政到貨幣到金融到微觀都舉了很多例子說明，往前看有很多值得擔憂的。關于財務紀律這個問題，最早提出大概是32年前，1979年的時候，最早是研究計劃經濟問題的專家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提出的，他起了名字“軟預算約束”。這在20多年前的中國和原來的計劃經濟國家，當時是非常流行的術語，并且被認為是計劃經濟中的非常嚴重問題。沒有想到的是雖然計劃經濟已經終結，這個術語也越來越少聽到了，但是計劃經濟時彌漫的軟預算約束被遺傳到市場經濟，而且造成了全球性問題。軟預算的根源是什么呢？當時的一個爭論是，軟預算約束與所有制有關，國有制企業(yè)更有可能是松馳的財務紀律，私有制企業(yè)不太會軟預算約束。當時還研究了其他的問題原因，比如融資過于集中、企業(yè)規(guī)模太大、大而不倒等等，這次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即使是在非公有制下，在市場經濟中，如果不按照市場規(guī)律辦事照樣產生軟預算約束，如果政府過度承諾和不切實際的超越發(fā)展階段的福利政策同樣是導致財務紀律松弛的根源。

回到全球治理問題，救助是治標，根本的治理是要嚴肅財務紀律，不論家庭、企業(yè)還是政府，不論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要減少軟預算約束，這次金融危機發(fā)生在發(fā)達國家，過去更多是發(fā)生在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美國的特殊性是因為美元的國際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它沒有硬預算約束，它可以任意印鈔票。希臘如果不在歐元區(qū)，早就該大幅度貶值，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本來歐元區(qū)的制度設計就是想建立一個硬約束，硬預算約束的機制，比如為政府赤字與GDP之比設一個上限，比如30%，但是事與愿違，恰恰因為歐元只有貨幣的統(tǒng)一，沒有財政真正意義上的聯(lián)邦制，沒有約束力，結果30%的上限成了一句空話。現(xiàn)在看來無論是發(fā)展中國家還是發(fā)達國家都面臨著類似問題。

在我結束的時候我特別想提一句，這幾年來我們也包括國外有很多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意見，華盛頓共識有十多條，第一條是嚴肅財政紀律，所以在我們反思金融危機，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國角色的時候，我們應該回歸最基本的市場經濟的原則，那就是要有嚴格的財務紀律。也就是說我們要有硬預算約束，根本上回歸實事求是的道理，全球治理首先是各國的治理，各國的治理應該是實事求是，嚴格財務紀律，從根本上講不能超越實際支付能力做事，也不能超越實際支付能力的承諾。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