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19日 13:36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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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黃益平教授(圖片來源：鳳凰網財經)

鳳凰網財經訊 第一屆《國際金融研究》論壇于2011年3月19日在對外經貿大學召開，鳳凰網財經進行全程圖文直播。圖為北大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黃益平教授在發(fā)言。以下為發(fā)言實錄：

[黃益平]感謝，給我的題目是“全球再平衡”。我想說一下全球再平衡大家聽的很多，我自己講的今天主要是經常項目的失衡，也就是順差和逆差，這個順差和逆差和剛才兩位發(fā)言人說的問題是緊密相關的，尤其在這一次我們全球危機以后大家聽到很多全球失衡的問題，但事實上全球失衡是從本世紀初以來一直在非常嚴重的發(fā)展，首先是美國，接下去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畫一個圖的話經常項目順差和經常項目逆差畫在一個圖上，中國和美國可以像是一個倒影的景象，美國是逆差越來越大，中國順差越來越大。

為什么現在忽然覺得這個有問題，其實過去我們也是對逆差是有擔心的，但是我們過去的擔心更多是我剛才說逆差問題比較大。特殊的例子我們看到東亞危機，東亞危機一方面是原來很多的資本流入，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的時候，經濟增長非常好，所以逆差比較大，逆差比較大其實意味著有更多的錢流進來，更多的錢流進來在泰國、在印尼我們都看到了，最后導致經濟增長非?？欤琴Y產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就比較嚴重，所以大量的資本流入和經常項目的逆差相關，經常項目逆差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自己錢不夠花借別人的錢花，當然借別人的錢花非常好，但是這個問題就是總是有一天要還的，借錢給你的人有一天可能信心突然信心。1997年7月23日晚上泰國出現問題，有一批投資者信心出現問題，錢不來了，不來你的經濟就崩潰了，我們過去看到非常大的問題，如果是經常項目逆差比較大，人家對你的國際收支體系可持續(xù)性有問題，人家對你貨幣的估值可持續(xù)性有問題，那么金融體系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xù)性就會產生疑問。我們大家都知道，如果投資者產生這樣的問題，你的經濟就會出現問題，所以說金融危機很難避免。

但是我們現在碰到的不光對逆差國家有反映，順差國家也有問題，順差國家首先我們看到的這次金融危機以后有很多美國人說，就是因為中國人搞了這么多錢都借給我們花，但是這個問題我想提醒大家不是美國人開始的，東亞危機以后泰國人、印尼人、馬來西亞人都在抱怨美國人、歐洲人，你看他們那個時候那么多錢非得借給我們不可，把錢搞的很便宜，后來把我們搞成了金融危機，這種心態(tài)應該是很正常?？陀^的來說當你全球經濟變的非常不平衡的時候，事實上是伴隨著剛才兩位發(fā)言人都在說的，資金的跨境資本大量的流動，大量的流動在一定的市場上它變成了一個問題，流動性很多，利率被壓的越來越低，利率被壓低一個很客觀的事實就是錢便宜了，大家都去炒，最后資產市場的泡沫就起來了。

所以如果說大量的順差或者逆差導致了國際市場流動性的泛濫，當然跟貨幣政策還有關系，但是它顯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因素，最終導致金融風險的上升，這應該說是有道理的。至于說是順差國家的責任還是逆差國家的責任，我覺得沒有必要追究，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你說是誰引起的這個問題很難說。但是不管怎么說這個問題引起重視，我覺得確實非常重要，盡管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所說的失衡或者是平衡，并不是說零順差或者零逆差，因為全球化了以后你的貿易增加了，你的資本流動增加了，最終肯定會有順差和逆差，這個是不可避免，所以我想說的是第一順差或者逆差，全球經濟失衡，它可能是一個常態(tài)，就是全球化以后的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問題是它可能有一個極限，當然超過一定的極限以后，不管你順差也好，逆差也好都有問題，逆差最大的問題就是你可能有一天再融資出現問題，順差的問題同樣也是很大，我們順差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當我們大量的經濟增長一大塊都靠在國際市場上以后，你下一步增長的可持續(xù)性就有問題。而且更多的是當你成為一個大國，小國還好，大國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國際政治的問題，當我們的順差這么大，在外國人看來我們擠占了他們的市場，我們擠占了他們的就業(yè)，我們擠占了他們的經濟增長。所以不管從經濟上來說是什么道理，從政治上來說比較難辦。全球金融危機以后我們看到這個問題，國際經濟討論，政策討論這是一個重點，可以理解。

我們現在來看從2010年來看到現在，實際上全球失衡的問題已經得到緩解，看美國的逆差已經降到占GDP4%以下，我們中國5%左右，最高2007年的11.8%，12%應該有很大的下降，但是不清楚的是這個下降是由于政策調整而下降，還是因為我們過去一段時間，就是金融危機了，金融危機大家不買我們產品了，所以我們的順差減少了。所以今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年份，尤其很多人說美國經濟今年還不錯，如果美國經濟不錯我們今年的順差是繼續(xù)往下走還是穩(wěn)定在這，還是一轉眼又反彈上去了，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我們再繼續(xù)反彈上去我們的國際壓力就會非常大，所以現在下一個問題是怎么調整，如果需要調整怎么調整。

從我們G20的談判來看，我們知道有一個4%的指引性指標，大家都在討論說我們以后是不是有一個設計大概的限度，這個限度也不一定是強制性的，但是起碼我們大家可以看，如果你的順差，你的逆差超過GDP的4%，可能有風險，可能有問題，你需要做一些改革。那么如果這樣的政策實施，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好的，但是要避免你不能說4%一下來說每年誰都不許超過4%，這是有問題的，問題最大的比如說要是石油出口國，有一年石油價格變成200美元一桶的話這個順差一下就下來了，可是到30美元一桶的時候也有很大的變化，所以不應該把它僵化的理解成每年都不許超過4%。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你把目標提出來了以后，用什么辦法去解決，解決的辦法顯然很多了，在歷史上我們知道有一個“廣場協(xié)議”，廣場協(xié)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決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失衡問題，主要的辦法是什么呢？兩條，第一是匯率政策，第二是財政政策，在順差國家他們需要讓貨幣升值，讓財政政策擴張，在逆差國家財政政策緊縮，貨幣貶值，所以現在我們不評價當初最后的結果怎么樣，但是從總體來看，從現在來看沒有可持續(xù)性的結果，當初可能是有一些調整，不然的話我們今天已經不用再討論日本的順差問題，美國的逆差問題，說明廣場協(xié)議當年可能有一些結果，但是這個結果不是根本性的。

第二個比較好的例子，我們解決順差失衡的問題，就是我們國家的“十一五”規(guī)劃，大家知道“十一五”規(guī)劃里面很明確的在五年期間我們把國際收支引向平衡，也就是說消除大規(guī)模的失衡，但我們知道五年過去以后，事實上我們失衡的問題變的越來越嚴重。具體的來看，我們現在看“十二五”規(guī)劃又討論這個問題，很多專家說這個規(guī)劃非常好，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我們的經濟增長才能持續(xù)下去，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十一五”規(guī)劃說的時候沒做到的東西“十二五”規(guī)劃期間能不能做到，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都看到了，政府一直說要做，結果越做順差越大，越做結構越失衡，我不是不相信政府。

但是我們需要看的是有一些什么樣根本性的轉變，能使得我們這一次今后五年看到的變化跟過去五年可能不太一樣。我覺得最重要的里頭就是兩條，第一條匯率政策一定要調整，我們過去對匯率調整的擔心遠遠超過對很多其他問題的擔心，我們今天不是專門討論匯率問題，但是我想簡單的說明，我們政策基本上已經明確要變的越來越靈活。但是我們現在面對了一個最大的困難怎么靈活，有的說要漸進，有的說要一步到位，沒有很好的辦法，漸進大家都知道，今天1%，明天1%，最后升值的預期越來越高，自己跟自己打最后打不贏的。

前一段時間一開始我也是比較傾向漸進比較好，因為一步到位的問題是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到位的，10%、20%還是30%，誰都不知道，你到了30%說不定還是有投資者會搏你。如果50%會走過頭了，所以一步到位是相當的難，漸進也很難，我們都很喜歡漸進，但是漸進我們大家都知道一步一步升，最后熱錢越來越多，順差越來越大，最后升值的預期越來越強烈，靠政府跟市場搏，尤其是跟幾萬億的投資基金來搏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其實我們應該考慮盡量快的把它放開，放開沒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我今天沒有什么時間來論述這個問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們過去多少年已經做了很多改革，匯率動起來有沒有問題，有問題，但是我提醒大家去看一下國際商有很多國家的匯率都在動，是不是升值3%經濟就垮了，升值10%經濟就垮了，沒有這樣的，問題是你要把這個制度給建起來，當然有的人會說你銀行沒改革，制度沒改革，包括我們的遠期市場沒有動用，你怎么把它放開來，放開了經濟就垮了，但是這個就類似于像說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你占在游泳池邊上說我不會游泳，我不能下水，你不下水你永遠不會游泳。

想說了除了匯率以外，匯率很重要，但是匯率不一定能夠提供完整的答案，這里頭看我們過去五年發(fā)生了什么問題，溫家寶總理在2003年上臺以后就討論結構失衡的問題，他說我們國家的經濟問題很多，投資過度，出口經常項目順差太大了等等等等，這六、七年來政府一直很忙，但是調結構的問題越調越嚴重，為什么？我覺得是兩個原因，第一個問題是政府做這個工作的時候，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之間是有選擇的。舉個例子說宏觀政策三大目標，保增長、反通脹、調結構。這三個如果是能合在一起是最好，合不在一起的時候你們大家猜猜哪個被犧牲掉了，很顯然的。

增長和投資不行了我今天就出問題了，調結構調不過來有一天要出問題，但是不是今年，也可能不是明年，甚至不是后年，以后一定要出問題，但是以后我是不是還在位就不一定了，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導向問題。所以我們最終開玩笑說有一個中國宏觀經濟的決策三元悖論，經貿大學的學生都知道國際經濟學的三元悖論有沒有一個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三原悖論三個都做不到取舍是什么，為什么會取舍，跟我們的政治體系有關系。

跟我們的干部考核體系有關系，跟這個相關的我們過去30年所做很重要的工作，市場化。中國經濟改革很重要，一直是做市場化。但是大家想想為什么結構調整，政府一直很忙，但是結構調整調不過來，包括順差降不下來，是因為我們過去很大程度說是依賴行政性的手段。

舉個例子說調控太多了，都靠誰調控，發(fā)改委，發(fā)改委每年審批項目的速度可以控制，實在不行了還可以到現場把這個項目給關掉，這樣的措施是立竿見影，但是可持續(xù)性和準確性有問題。不然的話為什么年年控制過度投資，年年過度投資的問題那么嚴重呢。根本性的問題在什么地方，根本性的問題在于你的激勵機制有問題，激勵機制有問題你的經濟主體行為是由激勵機制來引導的，光靠發(fā)改委告訴你這個不能做，有的時候有用，總體上來說沒用，有錢可賺誰都想賺，馬克思說過的利潤率如果超過100%的話，資本家愿意冒砍頭的風險，所以對出口也好，投資也好，都是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過去30年經濟改革的基本格局是什么，產品市場給放開了，要素市場扭曲非常嚴重，勞動力資本包括利率和匯率、能源、土地等等等等，這些扭曲的特點是要素價格被壓低了，要素價格被壓低相當老百姓補貼生產者、投資者和出口商，這樣這些經濟活動變的越來越頻繁，我們的經濟增長一直非常好，但是失衡的問題變的越來越突出，所以說匯率問題很重要，利率問題同樣很重要。

這是我覺得我們過去為什么調結構一直調不過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所以如果大家說“十二五”規(guī)劃以后應該怎么做，我覺得很簡單，就是要把激勵機制給調整過來，就是我們要素市場的扭曲給調整過來，好在我們政府已經說要調整資源價格，要讓匯率增加靈活性，要讓利率市場化，如果這些真正做起來，加上我們勞動力市場的狀況變化，現在很多經濟學家討論劉易斯拐點，如果這些政策能夠真正的得到實施，我相信經濟失衡的調整，全球性失衡的調整對中國來說這個可能性要比“十一五”規(guī)劃期間要大得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