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為何公務員、開發(fā)商、白領都吐槽自己收入低？

資料圖

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農民工陳清是貨車司機，固定工資起步5000元，常常感覺工作太辛苦、收入不穩(wěn)定。外企白領張墨月收入10000元左右，每個月都覺得不夠花。公務員趙克月收入4000出頭，一直覺得掙得太少，目前考慮下海賺錢。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千家萬戶的“錢袋子”。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塵埃落定，機關事業(yè)單位工資改革推進在即。在收入分配改革提速的當前，占勞動者主體的非國企和體制外人員的“錢袋子”又會怎樣呢？

■探因

社保制度不健全醫(yī)療等資源不均

農民工、白領、公務員為啥都吐槽“收入低”？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專職副主委郭乃碩認為，造成這一現象，除了房價高企、物價總體水平高帶來的壓力外，社保制度不夠健全和醫(yī)療、教育資源不均是重要原因。房價和收入比就不說了，即便“蒜你狠”“姜你軍”等物價壓力也會讓工薪族“壓力山大”。稍微有點余錢的家庭，也會給子女上個奧賽班，如果家人生病，開銷則更大。

“養(yǎng)老、醫(yī)療保障水平還比較低。”全國人大代表、海南省儋州市政協主席鄧澤永昨日說，這些年，各級政府在醫(y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方面投入較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社會保障的水平還不夠高，特別是農民工群體流動在城市各個角落，生活十分艱難。

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部長呂薇也認為，由于社保繳費率較高，以致拿到手的工資較低，“迫使”很多農民工寧愿選擇沒有合同和社保的工作。

■數據

行業(yè)收入差距有多大？

俗話說“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我國行業(yè)間工資差距證明了此話不虛。但風水輪流轉，你能想到，1988年時，收入最高的行業(yè)是地質勘查、水利管理嗎？

2005年收入差距歷史最高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近日發(fā)布的《中國薪酬報告》顯示，在1988年，收入最高行業(yè)薪酬是最低行業(yè)的1.58倍，隨后行業(yè)差距逐年擴大，到2005年達到4.88倍，為歷年最高。2005年后差距雖然略有下降，但幅度較小，到2010年為4.66倍，2011年為4.48倍。2012年，工資收入最高行業(yè)金融業(yè)是最低行業(yè)農、林、牧、漁業(yè)的4.3倍。

為何會造成收入差距？

1.行業(yè)細分不夠

相關部門每每發(fā)布數據，不少人“吐槽”稱自己的工資“被增長”。這是因為行業(yè)細分不夠。同樣是金融業(yè)和農、林、牧、漁業(yè)，都存在“高大上”，也都有“矮矬窮”。

2.壟斷行業(yè)工資增長過高

壟斷行業(yè)工資增長水平過高，而多數行業(yè)增長速度則低于平均值。

3.中高管和職工薪酬相差大

企業(yè)內部不同群體收入差距過大：2011年，2032家上市公司中高管平均薪酬為47.1萬元，職工平均薪酬為8.2萬元，相差5.74倍；其中相差最大的竟然達到112.77倍！

工資在GDP中占比逐年下降

從總體來看，我國全部雇員1985年平均工資為1120元，到2012年增長到34905元，共增長30.2倍。而同一時期人均GDP則從857元增加到29991元，增長了34倍。

更為令人憂心的是工資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這個比重越高，表示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占份額越大，社會分配越公平。遺憾的是，由于統(tǒng)計口徑不同，大家對此莫衷一是。但這一比重持續(xù)降低卻是大家共同認可的。

據統(tǒng)計，2004年至2008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從50.6%下降到47.9%。而2009年和2010年，這一比重繼續(xù)降至46.6%和45%。

■支招

需建立“紡錘形”分配結構

同樣的學歷，同樣的辛苦，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收入，怎能讓人心里平衡？從國際經驗來看，“紡錘形”的收入分配結構是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如果類似的付出有類似的收獲，就不存在“拼爹”等現象了，一位政協委員毫不客氣地指出。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說，從世界工業(yè)化進程來看，我國勞動者報酬的成本偏低，如果不扭轉這種格局，民生就得不到保障和改善，消費也就不可能穩(wěn)步提升，最終反過來一定會損壞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不能持續(xù)發(fā)展，資本當然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回報，政府財政同樣要面臨困局。”鄭功成說，“所以提高勞動者報酬，不僅是體現勞動力要素對財富增長的貢獻，也是我國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經濟社會更加協調發(fā)展的重要的條件。”

近年來，勞動報酬占GDP的比值呈下降趨勢，這說明勞動力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在降低。也就是說，兢兢業(yè)業(yè)工作反而不如“炒房”“炒股”“炒錢”實惠，這也是很多企業(yè)“不務正業(yè)”的重要原因，換做個人更是如此。

全國政協委員宋豐強說，要改變這一現狀，就要在初次分配環(huán)節(jié)發(fā)力，讓勞動力分享更多的發(fā)展紅利，讓企業(yè)讓利、政府減稅、勞動者報酬提高，從宏觀上調配國民財富分配的大格局。

焦點———最低工資

上漲幅度一定要超過CPI

促進就業(yè)規(guī)劃（2011-2015年）明確，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這個目標預計是能順利完成的。”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保廳廳長吳順江說，關鍵是如何按照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

據統(tǒng)計，2011年和2012年，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分別為22%和20.2%，2013年這個數字則為17%，截止到2014年7月25日，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為14.2%，均超過13%。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吉林省委副主委王欣認為，最低工資上漲幅度一定要超過CPI，只有這樣才能讓普通勞動者真正受益。

全國人大代表、江南控股集團總工程師黃作興也建議，最低工資標準制定依據應該是保障職工的最低生活水平，而很多省份現有的最低工資標準不包括社保繳費和住房公積金，扣完后所剩無幾，效果大打折扣。

焦點———拖欠工資

按月足額發(fā)工資仍執(zhí)行不力

以重慶農婦熊德明向總理求助討薪為標志，我國從2003年年底掀起了清理欠薪風暴。雖然國家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欠薪現象還是屢打不絕，尤其最近幾年甚至愈演愈烈。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專職副主委郭乃碩說，每到春節(jié)農民工被拖欠工資都還是一個熱點話題。這種丑惡現象屢打不絕的首要原因就是轉包制度：一項工程項目層層轉包，最后才轉到包工頭，一旦出現資金鏈斷裂，包工頭拿不到工錢，更不要說農民工了。“另外，許多施工企業(yè)只在年終或工程完工時集中結算，平常只給工人發(fā)一定數額的生活費。”郭乃碩說，“要治本，就必須按月足額發(fā)放工資，這樣即便拖欠也只是一個月的工資。”

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就規(guī)定了按月足額發(fā)放工資，但從目前情況看，執(zhí)行仍然不力。

焦點———增長機制

應立法確立工資協商的法律地位

促進就業(yè)規(guī)劃（2011-2015年）明確，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這個目標能否完成？其實，國企和體制內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說了算，目前還不能說已經建立。而其他群體的工資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說了算：例如很多白領在年底要和公司談下一年的待遇，每年春節(jié)后出現“招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農民工與企業(yè)議價。

從國際經驗來看，建立高效、公平的工資調整主要依靠政府、企業(yè)、勞動者三方進行工資集體協商，目前我國正在推進這項工作，但還需要一個過程。

曾任職工會的一位全國人大代表說，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往往是勞資糾紛多倒逼出來的辦法。“但是這項工作開展起來非常困難，最大的阻力來自企業(yè)主。一些企業(yè)主對于協商存在‘懼怕’心理，懼怕職工會‘漫天要價’。”這位代表建議，國家應制定完善法律，確立工資協商的法律地位。

■觀察

“哭窮”背后是心里沒底

其實，自稱“收入低”的群體還有很多———城管、小販，老板、農民工，開發(fā)商、業(yè)主……幾乎沒有人對自己目前的薪資水平滿意的。

“這個現象也不奇怪，因為大家都希望掙得越多越好。”全國人大代表謝子龍說，“但大家都‘哭窮’現象的背后，其實蘊含著大家心里‘沒底’的收入焦慮和消費顧慮，還有更深層次的對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滿。這些都值得有關方面重視。”

郭乃碩說，要讓人們普遍有“獲得感”而不是“沒底感”，首先是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讓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掃除人們心中“不公”的不安，在全社會建立起合理的薪酬體系，“但更重要的，是盡快完善我們的社會保障網，讓大家對未來有足夠的踏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