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中國領導人將很快在經濟改革中昭示雄心

2013年11月13日 13:58
來源：鳳凰財經綜合

人參與條評論

鳳凰財經綜合 經濟學人刊文，為了維持全球最大國的運作，做出一些犧牲是必不可少的。而對于中共中央委員會的376名中央委員以及中央候補委員來說，就是犧牲一個偶爾可以忙里偷閑的周末時光了。他們將于11月9日周六至下周二聚集于北京，召開旨在奠定新一屆領導班子在當前局勢下的經濟改革政策機會的“三中全會”，這已是自習近平成為領導人近一年以來的第三次全體會議。過去的幾屆會議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格局——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通過并實施了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的決議，由此奠定了鄧小平為全黨領導核心的地位；199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開創(chuàng)了淘汰經濟虧損的國有企業(yè)（SOEs）時代。

如果說是過去幾年的繁榮發(fā)展為這次雄心勃勃的經濟改革增添動力的話，現(xiàn)階段的經濟形勢則表明了國家對這項改革的迫切需要。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幅持低于8%的嚴重低迷走勢，如若沒有進一步的經濟刺激甚至會出現(xiàn)更低水平。，緣于中國致力于縮小與世界其他國家科技水平的差距以及其不斷減少的工齡人口數(shù)，造成經濟增長速度步伐放緩成為不可避免的問題趨勢。然而，另外兩個宏觀經濟問題正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廣泛關注——維持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性支出的回報率正逐步降低，與此同時，國內信貸增幅迅速趕超國內生產總值增幅，該情況表明國民正以借貸的方式來購買一些尤其是諸如土地及財產的固定資產，定價越高，越是炙手可熱。

未來習近平主席能否應付得了這一局面呢？就目前來看他并沒有讓民眾失望。作為新中國早期革命領導人之子，他對于權力的應用似乎比十年前主持召開了一場并不盡如人意的三中全會的上一任領導人——胡錦濤更為得心應手。習近平在當選之初至現(xiàn)在，通過免除一些主席繼任時的鋪張陳規(guī)，已經形成了極具鮮明個人特色的國家領導人風格。當然他這么做也可能是與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樣，有權利廢除這些前幾任國家主席所設立的制度。

出于對經濟改革的極大興趣，習近平不斷介入李克強總理所負責的經濟事務之中，然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大中華區(qū)首席經濟學家喬虹（Helen Qiao）卻指出，這種情況絕非首次出現(xiàn)，在1993年至2003年間，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也同樣為國家經濟所累。實際上，對于國家將發(fā)展來說，主席和總理在改革問題上觀點一致屬實是一個好兆頭。而習近平在對國家經濟事務進行一定的掌控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為了支持自己的總理，而不是讓總理置身事外。

現(xiàn)如今中國政府中不乏大批改革人士。以周小川為例，他曾在江澤民執(zhí)政期間協(xié)助清理整頓中國銀行業(yè)，今年已是他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第十年。處于該職位的周小川可以對整個中國市場的利率、匯率以及資本流動的自由化進行統(tǒng)籌監(jiān)管?，F(xiàn)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也同樣是一位經濟方面的技術專家，此前任中國投資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掌管（資金達4100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他曾在江澤民執(zhí)政期間為中央政府召回了更大比例份額的國家財政收入，而現(xiàn)如今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他可能要重新審視國家財政結算，并將更大份額的國家財政收入分配給地方政府。不僅如此，王岐山作為反腐敗工作的總負責人、一位意志堅定卻沒有任何經濟背景的金融專家，對于那些屈服于腐敗勢力、阻礙國家進步的國有企業(yè)經營者來說是一個強有力的威懾。

習近平在本次三中全會上提出的改革路線圖是花費數(shù)月制作修訂的，它采納了中國各部委、官方研究機構更為廣泛的網(wǎng)絡數(shù)據(jù)以及智囊團的意見與建議。為了整合這些數(shù)據(jù)信息，習近平還任命思維縝密且極具改革意識的劉鶴作為政治顧問。劉鶴曾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進修學習，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專家李成一度將他與獲得非凡學術成就的美國總統(tǒng)巴拉克?奧巴馬的經濟幕僚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相比較。事實上，作為一名技術型官員，劉鶴本是無權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想法的，但是在任命他之后，習近平明確表示支持他的一些想法。

劉鶴曾任職于為中國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意見的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DRC），去年由他參與的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聯(lián)合發(fā)布的研究報告——《2030年的中國》詳細闡明了未來20年中國改革的要求與方向。而最近中國媒體都在蜂擁報道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推出的另一項同樣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即“383改革方案”，包含三位一體的改革思路（其重點在于“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八個重點改革領域（包括大幅度實質性減少行政審批、打破壟斷、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降低金融行業(yè)準入門檻、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促進創(chuàng)新發(fā)展以及引入外部投資者）和實現(xiàn)這些目標的三大戰(zhàn)略方針。

“383改革方案”表明，中國政府擁有本國內部貿易自由化的倡導者，而不再是單純由外部人士（更不要說外國人）來主導國內全面經濟改革方案了。盡管如此，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仍有權無視政府可行性要求來制定方案，但是劉鶴卻沒有這樣做。他目前的制定的方案將會協(xié)同“383改革方案”要求國家與市場共同發(fā)展，但在“八個重點改革領域”中究竟有多少會被編入全會議程尚不明確。

可以預期的是，中共中央委員會會支持政府削減繁文縟節(jié)的這一舉措，同時也將會在投入更多養(yǎng)老金、醫(yī)療保險體系以及經濟適用房問題上作出承諾，也可能會相應提高自然資源稅收以及進一步開放電力價格。但是卻不太可能將那些亟需整改的總資金分配不當?shù)呢斦皣衅髽I(yè)進行改革。

按照日本瑞穗銀行沈建光的說法，財政改革困難重重，因為它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重新厘定收入與責任的界限。地方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的財政支出，遠遠超出了其財政收入（見表二），且開支也經常出現(xiàn)浪費現(xiàn)象。地方政府爭相推動工業(yè)建設而忽視對公共設施投入。

兩個問題都能通過按財產市場價值來征收的年稅來緩解。這將會給政府帶來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幫助縮短收入和支出的差距。它還鼓勵地方政府投資公共財產，如凈化空氣或者安裝質量更高的排水道，這提高了財產價值，從而增加課稅基數(shù)。盡管理論上聽起來不錯，尤其是征稅這一塊，但是實施起來有難度，這里面包括建立新式注冊所有權的需要和計算財產價值的可靠性。能否克服這些困難，是對習近平改革憑信的一大考驗。

國有企業(yè)是耗費投資的另一大源泉。1993年的大會之后，上千家虧損的國有企業(yè)被出售，廢棄或兼并，導致四千萬人下崗。但近年來，國有企業(yè)的衰退進入停滯狀態(tài)。就連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都無法接受國有企業(yè)完全私有化現(xiàn)象，他們出臺的383計劃被看是一個具有潛力的典范，是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淡馬錫的翻版。如果長期投資公司，尋求其所控股份價值的最大化，將會使國家陷入重病。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肖更呼吁政府手中的國企股份應轉給國家社會保險基金，該基金用來彌補中國養(yǎng)老金的不足。

上世紀九十年代關門的國有企業(yè)簡直是國庫資金流失的排水管。然而，很多現(xiàn)存的國有企業(yè)，尤其是由中央政府管轄的國有企業(yè)，正在盈利。這為政府的篩選帶來困難：他們是神圣的，因為他們是搖錢樹。

然而，不幸的是國有企業(yè)的這位名義擁有者并沒能賺很多。國有企業(yè)支付的股息很少，他們所支付的錢不歸財政部所有，而是由負責監(jiān)管他們的國有資產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收走。然后又在委員會的監(jiān)管下將這些錢轉回國企運作。因此，習近平的另一項考驗是股息分配方針。如果他能要求國企支付更高額的股息，并把這些錢存進國庫而非國有資產監(jiān)督委員會，那么他就算是通過考驗了。

由于中國在改進國企和地方公共財政上面臨困難，嶄露頭角的改革者們會盡其所能，勇往直前，希望通過折中的方式來增長勢頭，完成任務。在一些情況下，這一戰(zhàn)略可能有效。例如，在允許影子銀行擴張上，中國的自由儲戶已經向違規(guī)利率施加壓力。在正規(guī)銀行提高儲蓄利率之前，他們的客戶會流向監(jiān)管體系更寬松、為客戶提供更高收益率的銀行。

但是，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高路易斯稱這一“扭曲改革”同樣面臨潛在威脅，比如，假如中國在不取消國有企業(yè)的任何特權之前放開利率和資本流動，那么其金融將暢通無阻的流向已經占據(jù)份額比應得份額還多的公司。甚至能夠承擔價格風險和自由設定利率的商業(yè)貸款人將更熱衷于借錢給控制他們市場的大公司，等他們陷入困境的時候，再指望政府。

中國領導人很看重漸進主義。1978年意義深遠的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未來的數(shù)月和數(shù)年里改變了國家經濟增量。但是漸進主義不等于偷懶。距離上次大改革已經很多年了。如果中國領導人把改革勢頭再推遲個五年十年，那帶來的后果就不是短時間內能修復好的。

（編譯/尤熠&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