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所謂的改革是把能想到的辦法合法化

2013年09月23日 16:59
來源：中國企業(yè)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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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

以下為周其仁精彩觀點：

很久前我看過蘇聯時代的笑話，有一個笑話是這么說的，當時有一個蘇聯人說我們的體制是有優(yōu)越性的，這個優(yōu)越性表現在什么地方呢？他總是可以順利地成功地解決在其他體制下可能不會發(fā)生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笑話針對了蘇聯的體制有一定的諷刺性。但它也反映了一個內容，某種程度上我們的改革就是這么一個過程，解決這些問題本來不應該有，或者說不應該這么嚴重，但你選了一個體制之后這些問題就不斷地出來，然后在很長時間內難以解決。改革長遠的歷史看到底是什么樣的工作？需要我們未來的人去評價。

我開始接觸改革是農村，農村的問題很像蘇聯笑話講的，那個問題如果50年代后期不是搞得那么急、快、粗，有好多問題本來不應該那么嚴重的，比如說種地的人，我1978年就在這個學校上學，從北大荒考到了人民大學經濟系，上學的時候十億人口八億農民，農民占了人口的大多數，但農民非常窮，另外種糧食的人自己吃不飽，當時兩億多農村人口是吃不飽飯的。當時已經建國好多年了，社會主義搞了很長時間了怎么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呢？巴黎很多人說饑餓、貧窮是很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常態(tài)，這是對的。

但我們當時的吃不飽飯還有很有意思的特點，就是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因為多數所謂的缺糧實際上是貧困，只要是掏錢就能買到的。我們當時的體制很有意思，當然農民本身是又缺錢又沒有糧食或者糧食不夠，對這個兩億城市人口、工業(yè)人口來說有錢也買不到糧食，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這恐怕是其他體制下很難產生的問題。

1978年開始有一點開放了，香港同胞跑到了內地，他們到內地來吃飯發(fā)現沒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吃，那么說就吃不飽就加一碗飯行不行？加一碗飯不行。說我出錢加一碗飯行不行？說不行。說我加倍出錢加一碗飯行不行？說也不行。香港人就覺得大陸很奇怪，我們的服務員覺得香港人很奇怪，你怎么沒有糧票想吃飯？有錢有什么用？你加一倍給我我也不能拿。

所以當時就變成了雙方都覺得很奇怪。那就很有意思，鄧小平當時為什么要加快改革開放？10億人8億人搞飯吃還搞不到，中間還發(fā)生過各種問題，發(fā)生過饑荒發(fā)生過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這是很難理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說主政者愿意這樣也是一個解釋，沒有這個事情，你看缺糧吃不上飯的消息報到毛主席那里去，身邊的警衛(wèi)員回憶老人家流眼淚了。

解放、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因為以前佃農租一塊地一年打下來的糧食50%、60%、70%要租給地主的，人多地少，地主廢了不用交這么高的地租了，國家抽一點糧食可是沒有抽50%這么高??？意圖是好好發(fā)展生產的，意圖搞了很多事不是說想少打糧食，想多打糧食想讓人民生活提高。但是做不到，產生了奇怪的現象甚至是拿錢買，買不到。所以這就是當時改革面對的問題。

還真挺有意思，這個體制現在為什么制度體制改革非常重要呢？因為路走進去以后不是馬上就可以出得來的。這個糧食就這么簡單的一個，我們現在所有的大家的日常消費品當中的比例是很小的，正規(guī)術語講恩格爾系數非常低了，就是說你家庭開支中有多少錢是用來買糧食的，這個比例低了，因為收入提高以后這個比例會逐步降低的，可是當年就這么一個商品供求中找不到平衡。

道理是模式選錯了。本來共產黨領農民打天下，最有號召力的就是耕者有其田。把過去土地分配的情況通過土地改革解決了，那段時間積極性很高，有了土地好好種地，好好種地他也好社會也好、國家也好。可是后來想加快這個過程，覺得一家一戶種地規(guī)模太小了，一些極端的情況下，包括土改以前資源很少，當時最有名的公社叫三條驢腿的公社，那個驢是生產工具是畜力，那個驢得合作利用。所以最早搞互助合作是來自于這一點的，你說的農具他沒有那要互相合著用才能把生產規(guī)則搞起來。在這個階搞合作社把農具、土地、勞動力組織起來。

后來在這個工作中就開始急躁，開始把一些合理的邏輯推到了不合理的邊際，高級社和初級社有什么差別？初級是分紅的，地、牛、農具、勞力都是投入生產的要素，按各家放進來的要素分配勞動力，高級社說增加社會主義生產只能憑勞動分成果，土地、牛的分紅取消，等于是財產關系的一次重大變化。那當時很多農民不能接受，這是我們家的牛、這是我們家的地，地對生產有貢獻的，怎么可以大鍋飯呢。

你把農民的小私有制過早地否定掉脫離的農民的現實。原來剝削階級可以剝奪，勞動階級怎么剝奪啊？列寧說勞動農民小私有制只能通過自愿的合作，我們后來在這個問題上有一點誤差，資源的合作變成了帶有某種運動性、帶有某種命令行，帶有某種強制性，脫離了群眾和生產力。

最嚴重的時候是河北一個縣一個公社，那怎么支配勞力??？規(guī)模經濟有組織成本，怎么下命令啊？勞動的結果怎么在這么多人里面分配？誰貢獻多、誰貢獻少？誰好好干、誰不好好干？這個路走到最后就麻煩了，用別的方法思想教育、搞運動啊，搞了幾十年證明不管用。我們比蘇聯還好一點，蘇聯斯大林時代到斯大林去世糧食產量沒有高于沙皇時代，而我們每年還是有增長的，但基本上跟人口增長持平，略多一點。這個糧食完全給農民也沒有問題可是還有國家的工業(yè)化，那糧食給工人吃啊工人才能生產工業(yè)產品才能搞鋼鐵、國防、輕工業(yè)品。

這個糧食要太貴工人工資就很高了，工人工資很高生產率低的情況下利潤已經很少了，利率少怎么投資啊？所以把糧食價格壓低，每家每戶一個糧本很便宜就買到了糧食，工人工資很低干部工資很低，那個產品高價高一點叫剪刀差，農產品壓低價工業(yè)產品賣貴一點，投資、建設、國防、兩彈一星其實就是這么來的。這條路也是一條路，但是苦的農民，因為要把糧價壓得很低，同時要把足夠數量支持工業(yè)化的糧食弄走，生產積極性又不高，這條路走進去一時半會兒解不下來，動哪一塊？最后要在生活當中看，這個體制還有沒有出路了？

最后發(fā)現是餓得不行，底層的實踐很重要就是包產到戶，在這之前還有一步棋走了以后發(fā)現很有作用，農民的地一塊叫自留地，59年發(fā)生了饑荒以后，餓死了人，給每家每戶留一塊地，一旦不行就做，包括我下鄉(xiāng)發(fā)現這就是上了一課，自留地永遠種得很好，所有的公家地永遠歸農戶用，他怎么種產品歸他，勞動就不一樣。

那時候很少有外國記者來，泰晤士報有一個記者跑到四川，因為當時趙紫陽是四川的省委書記，四川那時候很苦的，然后趙紫陽的辦法是把自留地劃大一點，比重大一點，英國記者也看到了說自留地種得好，我在東北下鄉(xiāng)也發(fā)現自留地種得好。

這里發(fā)現可能會有一條路可以走，為什么自留地種得好同樣的技術、同樣的天氣、同樣的人和文化程度，這就是體制的問題，約束不同人們勞動的態(tài)度是不同的，工作的結果是不同的，所以后來說這樣行不行自留地擴大一點再擴大一點。這個事情底下發(fā)現行得通，因為我們模式化把這套大鍋飯、低價農產品高額征收全部看成是社會主義不能碰的，方向問題、路線問題，那我們的上層建筑就不接受底層的變化。所以改革我始終從那里體會出兩個層面，一層是被現實情況逼得不行，因此想出一些辦法。第二是這些辦法能不能得到承認。

所謂的改革是把能想到的辦法合法化，這個過程是非常曲折的。其實56年就發(fā)生的包產到戶，浙江日報是浙江省委的機關報開始也發(fā)社會支持，但后來北京不干又批評打回去。60年代初大饑荒以后安徽大概40%的土地包產到戶了，不敢叫包辦到戶叫借田，叫什么名字沒關系行為就是這種行為，在大土地中劃一條線增產，結果上層建筑說不行，再來到77年包產到戶行，這時候上層建筑開始有一點變化叫“實事求是”，叫做“思想解放”，叫做實踐檢驗真理。

就是這么一點點變化但是開頭也不容易，因為毛主席定下的社會主義，就是我這本書里講的大詞匯，怎么解決糧食問題是非常具體的事，可是我們包了一些大詞在上面，誰能輕易碰啊？一碰干部、黨員對不起，我們過去階級斗爭路線、黨的紀律開除的開除、處分的處分，那就不能碰。所以20多年最后到了1977年、1978年一直到1981年，最后中央出一號文件是81年，那時候還有分歧，省委書記開會還打仗。

黑龍江省委書記、貴州省委書記在中央開會，一個是堅決支持的、一個是堅決反對的，最后留下一句話叫“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最后中央統(tǒng)一了意見，最后省大員意見都不一致，最后寫的意見是可以可以也可以，選，選完了以后看結果。那個文件叫80年的75號文，一試結果出來了，然后從1981年開始有了變化。

改革是我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現實的全國農民占人口多數的國家要搞農業(yè)化，原始積累又沒有怎么解決？參照蘇聯體制意圖是好的，增加國力、提高人民生活，但體制選錯政策選錯再加上一個僵化，沒有調整出了問題得調整啊，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可能有問題，關鍵是調整啊。我們過去的體制是發(fā)現問題、解決問題、調整的能力也比較差，一條道非這么走幾十年，改革后來解決了這個事情。

但這個事情到底多大？就是我一開頭講的蘇聯的笑話，如果50年代后不搞這個體制這些問題都沒有。所以中國第一顆衛(wèi)星上天的時候有一個元老的共產黨陳云，當時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江西在一個工廠里勞動，后來陳云身體不好給他發(fā)一個小汽車，小汽車上有一個無線電，衛(wèi)星上天的時候防的是東方紅的音樂，通過這個傳下來，那個工人和干部圍著聽很激動衛(wèi)星上天了，陳云當時就講了一句話說這顆衛(wèi)星早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不是錯得那么離譜，不是非要選脫離生產力發(fā)展的那套生產關系和生產體制，可能早就上天了。

當然歷史不好重新做假設，走了一條路出現偏差只能把它糾正過來才算了，我相信這個問題在其他方面也存在。我們這代人正好趕上從什么都不能動、不能變，階級斗爭上綱上線，轉向從實際出發(fā)打開國界看其他國家如何處理同類的問題，能不能從當中學一點，根據中國的情況調一調、變一變、試一試，讓這個社會生產力、主動性釋放出來，這大概就是改革的過程。

（本文系作者近日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改革的邏輯》與《城鄉(xiāng)中國》專場論壇的開場發(fā)言，文字節(jié)選自搜狐財經，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