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閎：從天國到洋務

2009年07月17日 23:27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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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上海，容閎的社交面逐漸擴大，與《幾何原本》的翻譯者著名數學家李善蘭，較早翻譯西方數學、物理學著作的華蘅芳，化學家徐壽等名流成為朋友。這些人是中國當時絕無僅有的幾個了解西方近代科學的人物，不久后他們在曾國藩辦洋務時都入曾幕。

不過，容閎的目光最先卻是投向太平天國。他把近代化改造中國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國身上。之所以首先對太平天國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兄洪仁1859年自香港到達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為干王。容閎在香港時就與洪仁相識，知道他思想開明，因此認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國的構想。另外，他在澳門教會學校讀書時的小學老師、美國傳教士羅孝全還當了太平天國的外務丞相，協助洪秀全辦理外交事務，因此容閎認為太平天國非常開明、開放。更重要的是，容閎并無傳統讀書人的正統觀念，他痛恨清政府的殘暴、腐敗，對太平軍本就一直好奇，抱有好感，所以在1860年與兩位外國傳教士一起冒險前往 “天京，考察，他承認，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太平軍的性質，察看他們是否適合建立一個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

經過一番周折，容閎一行于11月18日到達天京，第二天就見到了干王。老友見面，分外高興，暢談甚歡，性急的容閎立即和盤托出自己的七點建國之策：一、按照科學原則組建軍隊。二天創(chuàng)辦陸軍軍官學校培養(yǎng)有學識、有才干的軍官。三、創(chuàng)辦海軍學校，建設海軍。四、組織良善文官政府，聘用有才智有經驗的人擔任各行政部門的顧問。五、創(chuàng)立現代銀行、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標準。六、為國民建立各級學校教育體系，把《圣經》列為主課之一。七點建立各種實業(yè)學校。這七條建議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體文化等重要方面，是他改革舊制度、建立使中國社會近代化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理想藍圖。雖然在當時看來這像是天方夜譚，其實反映了歷史的趨勢。兩天后，洪仁又主動要和他見面，肯定了容閎所提出的七點建議的優(yōu)點和重要性，但最后卻說，他完全懂得這些建議的意義，不過只有他一人理解，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無法實施。而且，其他諸王或將領都在外打仗，如此重大的事情要等他們打完仗回來后才能決定。這番話其實婉轉告訴容閎，現在根本無法實行這些設想。容閎大失所望，當天就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沒想到幾天后，洪仁派人送給容閎一個小包裹，容閎打開一看，非常驚奇地發(fā)現里面是一方小印，長4英寸，寬1英寸，上面刻著他的名字和 “義”字頭銜。還有黃緞一幅，上面寫明 “義”的官爵，并蓋有干王的官印。太平天國 “王的下設六等爵位，即義、安、福、燕、豫、侯， “義”是僅次于 “王的的爵位。按照太平天國的官秩爵序，屬于第四等高階。由此可見洪仁對他的重視。但容閎根據一個多月的觀察，深感太平天國不能實現他的理想，他寫道： “根據對太平軍領袖行為和品行及施行政策的判斷，對于他們最后的成功，我是極抱懷疑的”， “我確信太平天國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國大業(yè)，也根本無法使中國復興”。第二天，他來到干王府，對干王如此器重、授予自己如此顯貴的身份，深表感謝，但將委任狀和官印當面還給洪仁，謝絕了洪仁的好意，同時告訴干王，無論何時，只要太平軍領袖們決定實施他所提建議或僅實施其中一項，只要需要，自己將盡力而為。最后的他失望地離開了天京。

雖然對太平天國相當不滿和失望，但他對其又并不完全否定：“予意當時即無洪秀全，中國亦必不能免于革命”， “惡根實種于滿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為行政機關之腐敗，政以賄成。上下官吏，即無人不中賄賂之毒”，“于是所謂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極大之欺詐機關矣”。雖然農民造反的結果有可能更加壞，但政府、政治嚴重的腐敗黑暗卻是農民造反的根本原因，這確是真知灼見。

天京之行本想借太平天國來實行自己的教育計劃和政治改革計劃，結果完全落空。這時，傳來曾國藩在安慶設立安慶軍械所試造槍炮炸彈、還造成輪船一艘的消息，容閎于是對曾抱有某種希望，來到曾的駐扎地安慶，托人認識了他身邊的親近幕僚趙烈文，請趙引見曾國藩。幾天后趙烈文便向曾推薦容閎，曾聽說他的情況后決定立即召見。但接連幾天，趙卻找不到容閎。為何主動求見卻又不辭而別，其中原因他從未說明，大約是他先前對曾并不了解，事到臨頭卻想起自己不久前到過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且與干王洪仁來往密切，難免頓生為曾不容、甚至加害于己的顧慮，所以突然不辭而別吧。

面對現實，容閎找不到一個可以施行自己抱負的政治力量， “于是不得不變計，欲從貿易入手，以為有極巨資財，則借雄厚財力”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理想。敢于冒險的容閎在無人敢去的太平天軍與清軍 “拉鋸區(qū)”低價收茶，到上海、九江等地高價賣出，雖然幾次遇到生命之危的險境，但他臨危不懼，每次都平安度過。風險與收益往往成正比，所以很短時間內，他就收獲頗豐，發(fā)了大財。不過，他很快就發(fā)現，中國并非 “工商立國”，商人根本不可能影響國家的大政方針，想靠經商致富來改造中國完全是幻想?；脺缰?，已成富商的容閎感到報國無門，不知國家富強之路在何方，他陷入了深深的沮喪、彷徨之中。正在苦悶之時，1863年春，他收到了一封改變他命運的來信，而且也將在某種程度改變近代中國的命運。 “